從中長期看,奧巴馬政府面臨兩個選擇。
其一,國家的經濟發展最終取決於該國勞動生産率的提高。美國可以仿效克林頓時期,利用科學技術的新突破(當時是互聯網的普及運用),通過美元適度升值和資本市場大幅上升,形成美元資産高收益率,吸引全球資金,加快經濟復蘇,達到預期的平均4%的GDP增長速度,解決財政負擔,重新建立美國的優勢。
目前來看,低碳技術、新能源和生物科技有可能擔此重任,這一點從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激烈角逐可以初見端倪。
其二,如果沒有新技術泡沫出現,美國就需要美元貶值,在減輕債務負擔的同時擴大出口,以此改善國際收支狀況。
美元貶值下的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會産生不對稱性影響。美國經濟對大宗商品的依賴程度較低,産能利用率還有大幅提高的空間,再加上居民儲蓄率上升導致的消費傾向下降,使得美國所承受的通脹壓力要比新興市場國家小得多。
美元貶值會使中國出口受阻,貿易順差減少甚至出現逆轉。爲控制輸入型通脹所進行的大幅升息將造成包括房地産價格在內的資産價格暴跌,熱錢持續回流彼時經濟情況看起來好得多的美國,中國由此可能承受高昂的代價。金融危機肇始於美國,道理上說應該是美國最受傷。但是,如果演變成以上的格局,美國就會重新奠定其全球競爭優勢。
至於中國,目前經濟規模早已今非昔比,作爲一個經濟大國,我們的財政貨幣政策首先應該立足國內,優先解決內部不均衡問題,根據自己的現實情況進行宏觀調控。對外,在國際經濟博弈中則要保持清醒頭腦,動敵之先。借用防治SARS的說法,要“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
比如,在信貸大幅增長之前提前布控,在通脹未形成之前管理預期,在經濟有可能大起之前減少投資、削減財政赤字就是留有餘地。利用美元短期升值的有利時機,在美元貶值之前調整外匯儲備結構就是搶佔先機。未來,只有在輸入型通脹到來之前給經濟降溫,在熱錢外流之前、流動性充足之際先行收緊,才能在大規模外流開始時有牌可出,進行對沖。
2010年3月1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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