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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8日 星期日

人類文明了嗎?

從這種悲觀的角度來看,人類歷史非但不是道德的進步史,反而只是爲惡能力的發展精進罷了。《舊約·聖經》說,人類偷吃過伊甸園裏的智慧果,獲得了善惡的分辨能力與自我意識,結果自以爲是,是爲與神疏離、隔絕的開始。

同樣的,近代人墮落與敗壞的主因,在於妄想憑藉啓蒙理性,脫離純真、高貴的原始自然狀態,發展現代意義下的文明,結果身受文明各種弊害的詛咒。從18、19世紀的道德進步史觀,追求啓蒙與文明,以“進步”爲時代的關鍵字,到今天對於“進步”産生強烈的反感、視“道德進步”爲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僞善心態的泛黃遺迹,以至於批判啓蒙理性、批判現代性成爲一種蓬勃的學術、思想大産業,其間的對比變化,令人吃驚。

事實上,動物意識與動物保護意識,當然是有歷史的演變與脈絡的。當動物保護在19世紀的英國初次成爲“運動”之時,它正是當時中產階級“道德改革”運動的一環,與廢止奴隸制、扶助下層女性、反對酗酒、改革獄政、拯救娼妓、禁止童工等等旨在改善社會風氣的運動連在一起。後人喜歡批評19世紀的道德改革運動是一種保守性格的社會規訓,並非無的放矢。但隨著“道德改革”逐漸演變爲“社會改革”,動物保護運動也跟著女權運動、勞工運動等訴求的激進化,逐漸從出於同情憐憫心的人道主義運動,轉化爲以動物爲主體的動物福利運動,進而變成以平等、權利、正義爲訴求的動物權利運動,最後開啓了動物解放意識。

換言之,關於動物的道德思考,不會只是把道德哲學的原則應用到動物身上,而更預設了人類道德意識本身的變化、發展。這種發展,如果不算“道德進步”,那是什麽?而如果道德進步是一個虛幻的理念,我們還有什麽其他的理由,可以肯定保護動物是一種具有歷史意義、反映了人性從殘暴走向人道的道德成就?身爲動物倫理學的研究者,我很想回答這些問題。

平克特別在意一般視20世紀爲“歷史上最黑暗的世紀”的成見。他強調,20世紀死於戰火的絕對人數確是歷史上最高,可是考慮到世界人口的總數,它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紀嗎?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造成400萬人死亡,中葉的太平天國造成2000萬人死亡,稍後的美國內戰造成65萬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魯王國的沙卡王之治造成200萬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國聯盟之戰,消滅了巴拉圭六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獵捕奴隸、販售到美洲的過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納粹大屠殺。至於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發動的殖民戰爭,就不用提了。平克無意美化20世紀,但是他強調,20世紀後半葉的長期和平,也是20世紀歷史的一個部分,不應忽視。

說到種族屠殺,20世紀的記錄歷歷在目,包括晚近的波斯尼亞、盧安達、達爾富爾。可是打開《舊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在鼓吹或者記錄某個種族的滅絕。雅典人消滅掉美洛斯、羅馬人消滅迦太基、蒙古人西征、十字軍東征、歐洲宗教戰爭,歐洲人在美洲、非洲與澳洲都造成了大規模的種族滅絕。

不過在此值得強調的一點是,作者明確地拒絕人性本善或者本惡的說法。他認爲,人性中間有一些動機會促使人向惡(他稱之爲“內心的魔鬼”),但也有幾 種動力會促使人爲善(他借用林肯的字眼,稱之爲“善良的天使”)。至於實際上哪些動機會發揮作用,使人傾向於暴力還是傾向於利他與合作,則往往取決於環境 因素的觸發。所以平克在解釋幾千年來暴力之減少的原因時,完全不訴諸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內在因素,而是尋找外在于人心、人性的幾種社 會、經濟、制度性的外在推力。這個基本的取向,可能更符合今天史學方法論的要求,也較爲接近“著重制度,少談心性”的現代想法。

2012年2月18日 星期六

從特權到權利

市場上會有欺詐,我們用欺詐罪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不需要再有一個“非法集資”條款。法律本身是規定人們的行爲準則和對違反這些準則的懲罰措施,對什 麽是合法的,什麽是非法的,寫清楚就可以了。在法律中寫上抽象的“非法罪”條款,就是保護特權。

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企業家所做的都是伺候人的事情,他們的成敗取決於他們給我們創造幸福的多少,取決於我們對他們服務的滿意程度。

2012年1月22日 星期日

中國貧富矛盾

2010年中國擁有100萬美元淨資産的富裕人士53.5萬 人,財富總額達到2.66萬億美元,占當年中國GDP的比重超過40%。據估計,中國各行各業的知識份子全部加在一起超過4200萬,當然其中真正擁有很 強社會影響力的並不太多。綜合判斷,狹義的精英數量不到一千萬人,占整個人口的比重低於1%;廣義的精英數量應該有數千萬人,但占整個人口的比重不超過 5%。

中囯共產黨黨章規定,中囯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 人階級中有共産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其體現的基本思想也是應該由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一切的共產黨員精英來主導中國的發展。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百年,中國社會陷入動蕩不安,雖然精英頻出,但並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精英階層主導社會的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精英作爲一個群體逐步浮出水面並開始在社會發展中扮演積極作用,並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的演變。

第一階段始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止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在此期間,各類精英迅速彙聚到社會主義的大旗下。掌握新政權的政治精英理想信念 堅定,總體比較清廉;建國前的經濟精英雖然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但也有不少經濟精英主動放棄自己的經濟利益,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潮 中;知識精英對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表示了高度認同,胡風所言的“時間開始了”體現的就是知識精英對新政權的熱切期盼。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民衆和精英 階層的認識高度契合,一個受到民衆高度認同的精英階層開始出現,在建國初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階段從1957年到1978年,大約二十年的時間。在毛澤東反精英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精英階層遭受沈重打擊。爲否定精英主導的格局,毛澤東甚至 喊出了“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這樣最具“草根”精神的口號。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份子被看作“臭老九”;政治精英處於朝不保夕的狀態,連作爲國家 主席的劉少奇也被打倒以致含冤而死;至於本來就相對弱勢的經濟精英更是只能“夾著尾巴做人”。在此期間,雖然毛澤東非常希望“革命新人”填補舊精英們被打 倒後的空白,但一直沒有成功。可以說,精英主導的缺失是中國二十年陷入混亂的重要原因。

第三階段從1978年到1992年,特別是1980年代,精英階層開始重新嶄露頭角。這一階段的主旋律是以反思“文革”爲起點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物 質資料相對貧乏的背景下,整個社會對思想文化投入了高度熱情。作爲精英階層最大亮點的知識精英和一些有抱負的政治精英,主動擔負起對民衆進行思想啓蒙的責 任,主動擔負起探索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責任。他們的努力爲改革開放後整個中國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石。雖然由於時間短暫,這批精英階層對社會的影響 沒有持續下去,但是其埋下的思想種子仍然隨時在尋找機會萌芽。

第四階段肇始於1992年。隨著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提出,社會各階層迅速將注意力轉移到物質財富的創造上。追求正當的物質利益是一個社 會進步的重要表現。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批勇於創新、勇於開拓的經濟精英,一批順應時代潮流、引領市場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政治精英,一批爲經濟改革鼓與 呼、推動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知識精英。他們的努力爲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此相伴隨,也有一些政治精英通過權力資本化積累了大量財富;還有一些經濟精英借助濫用的公權力迅速實現了資本的擴張;而受價值虛無的影響和經濟利 益的誘惑,一些知識精英也開始陷入失語的狀態。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社會出現了大分化、大變革,精英階層因此全面進入公衆視野,精英階層的困境也開始出 現。

精英傲慢激發的社會對立。精英的傲慢源自佔有權力、財富、話語權的精英油然而生的優越感,從行爲上表現爲強者對弱者的忽略甚至欺淩。當然這種從 優越感上滋長出的傲慢很少表現在精英之間,主要針對的是普通大衆。正因擁有權力的傲慢,才會有官員在面對記者追問時,脫口責問記者:“是準備替黨說話,還 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正因擁有財富的傲慢,才有“富二代”此起彼伏激起民衆公憤的舉動。同樣,因爲有專家們掌握了話語權之後的傲慢,才有一些知識精英敢 于無視公衆智商,公然爲不義辯護,爲荒唐背書。

當然,傲慢並非精英階層共有的特質,而只是出現在部分精英身上,但正是少數跋扈精英的傲慢,成爲激發精英與大衆矛盾的導火索。

二是精英封閉造成的自我停滯。精英的封閉首先表現在精英個體與社會的自我隔絕上。許多精英在進入社會上層後,便迅速將注意力轉到個人的小愛好、小樂 趣和小生活上,輕易忽略掉底層社會生存的艱辛。一部分精英在通過信仰佛教、基督教等來尋求個人解脫、自我救贖時,卻忘了宗教應有的憐憫和慈悲之心,沒有興 趣也沒有勇氣去關注社會,特別是關注底層社會。
精英的封閉還表現在精英階層內部的合流上。政治、經濟、知識精英們有太多的渠道進行公開的聚會。但在這樣的聚會中,許多精英不是超越自身利益發出正 義的聲音,推動社會的進步,而是忙於各類關係網的搭建以謀取自己的個人利益。此外,還有大量若隱若現的各類會所,成爲各界精英私下聚會、相互溝通、維護現 有精英共治格局的平臺。精英階層的封閉一方面使自身更加狹隘,另一方面也阻止了中下層優秀分子的進入。一個缺少自我更新的階層必然會腐化墮落;同樣也很難 得到大衆認同。

三是精英逃避引發的社會潰敗。精英階層在推動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樣也從經濟社會發展中獲得了最大收益,因此精英階層有義務比一般公衆承 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在許多精英身上,看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更看不到古代士大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情 懷。很多精英只安于在現行體制下維護自己的地位,不能把自身價值融入到社會共同價值之中,不能勇敢地擔負起推動社會進步的重擔,有的甚至本身成了社會墮落 的源頭。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精英們有了更多輾轉騰挪的空間,同時也爲自己的逃避找到了更多藉口和退路。在中國每年都有大量的精英或者其家人往外移民。

精英責任感的缺失雖然沒對大衆造成直接傷害,但由於掌握資源精英的逃避,社會的完善和進步變得更爲困難,也因此加劇了社會潰敗。

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在名滿天下後,並沒有沈醉於自滿與驕傲之中,而 是無情地自我反思,自我批評,對自我進行修正。他給羅曼·羅蘭的信中寫道,“我絕不相信,一個迫使女僕給他端尿壺的人會真誠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學的和人道 的信念。”這也成了他從思想和行動上實踐人道主義的最好宣言。

在監督和制約的範圍上,民衆對精英階層的監督和制約要從關注個人利益逐步擴展到關注公共利益上。
近年來,在民衆自身努力和部分有良知精英的呼籲下,某些領域弱勢群體的利益得到了捍衛。比如由孫志剛事件引發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比如乙肝群體在爭取正常勞動權上取得的勝利。

客觀來說,民衆爭取個人利益的行爲與精英階層自身的利益沒有很大的衝突,因此沒有引起精英階層的整體反彈。公共利益是包括大衆和精英共同的利益,在 公共利益有限的情況下,民衆容易和精英階層發生衝突,特別是容易受到通過侵害公共利益獲取自身利益的精英的阻撓。因此民衆要實現對精英階層的有效監督,不 能滿足於僅僅爭取個人的正當利益,還應該更多地投入到維護公共利益上。

這需要具有精英品質的精英與民衆共同努力推 動出臺有效監督精英階層的各種制度安排,比如增加選民權利的民主制度,限制權力範圍與運行方式的憲政制度等等,在法律上爲民衆的制度化監督創造條件。

古希臘文明

古希臘文明就像這橄欖樹遍生亞非 歐一樣,它與小亞細亞文明,與兩河文明,與波斯乃至印度文明,與埃及文明,都有千絲萬縷的淵源,總之是三大洲文明的結晶體。《聖經·舊約》是猶太人寫的, 猶太人曾經立國的西亞也盛産橄欖樹和無花果——希臘的其他常見樹種松柏桃李葡萄則與中國差不多;而《聖經》中“耶穌”一詞卻來自希臘語“塗油的人”。《新 約全書》是基督教的經典,它卻是根據舊約用希臘語編寫的,而“天堂”一詞又是希臘人從古波斯語借用來的。

希臘人曾經很驕傲,稱不會講希臘語的人是野蠻人,但“希臘人”(Greeks)卻是一個羅馬人的版本,起初是貶義的,希臘人則向來自稱是 Hellenes。這些都是《康橋古希臘史》的說法,言之有據。衆所周知的波斯與希臘聯軍之戰,雅典與斯巴達的希臘城邦盟主之爭的伯羅奔尼撒之戰,及後來 波斯、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合縱連橫,頗像一部地中海版的三國演義。第一次大規模“希臘化”得益於北方蠻族馬其頓人裔的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第二次得益于景 仰希臘文明的羅馬皇帝哈德良等君主;歷史的加減乘除與“正反合”豈能簡單地用善惡成敗來論定?

美國學者威廉·弗格森的《希臘帝國主義》一書,我知其名卻未讀過;有學者說古希臘人也曾幹過海盜的營生,顧准說遠古希臘也曾存在過神授王權。我傾向 于認同顧准說的,希臘以雅典爲代表的城邦自治與直接民主制,得益於海上貿易、海外殖民帶來的本土工商業繁榮、生産力相對發達。其旁證是義大利的城邦國家威 尼斯的相似性。

學建築出身的同代人郭學明先生,主要在歐美從事建築裝飾裝修工程,2009年送我他出版的文化隨筆集《旅途上的建築——漫步歐洲》;此書圖文並茂, 生動地展現了“建築是凝固的詩句,可觸摸的思想,有形狀的文化,能看見的制度,以及未消逝的歷史”;其中一章《建在木樁上的城市》,是借建築介紹義大利水 城威尼斯歷史的,我讀得津津有味,但看過之後也就印象漸淡。不料這回在希臘,強烈地感覺到威尼斯曾經那麽“威水”過!

飛克裏特島伊拉克利翁市,首先入眼的就是城堡,一問也是威尼斯人建的。到哈尼亞古鎮,又有威尼斯城堡!看來,這威尼斯的殖民統治是地中海 地區繞不過的歷史,威尼斯人對外“持劍經商”厲害呀!
威尼斯人憑什麽這般厲害?回讀郭著,摘要轉述是:西元453年匈奴人大舉入侵義大利,四萬多難民逃到離陸地4公里的海島威尼斯;這塊僅7平方公里的 沼澤地,環境惡劣,但這裏的人們靠經營鹽業、靠海外貿易積累了巨量的財富,建立了以資本爲核心、以定量管理、雇傭勞動和契約原則爲基本特徵的資本主義,同 時也建立起強大的船隊和海軍對外掠奪,使得這個最多時也就十幾萬人口的城市共和國,從西元1000年起在歐洲(主要是地中海地區),稱雄五百年之久。對希 臘沿海和克裏特島的殖民,是在1202年威尼斯以財力支援和海軍參與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之後。而納夫普利翁的城堡,是威尼斯人與奧斯曼帝國爭霸,第二次佔領 期間(1686-1715)修建的。

威尼斯崛起的內部活力和凝聚力,一來源於自發形成的資本主義制度,二來源於實行城邦民主制,基本繼承了古希臘雅典的民主傳統,不同的只是在全民大會 直接民主基礎上設立了一千多人的擴大會議和相當於議會的四十多人的委員會,也就是代議制的雛型。總督雖貴爲共和國元首,卻不可以自行決定接待外國客人,不 可以隨意離開威尼斯,禮品僅限於接受鮮花和芳草,更不能推薦自己的繼位人,違反這些法令就要被委員會(議會)罷免或判刑,乃至因企圖擅權而以叛國罪處死。 對內民主、對外霸權,簡直就是英美列強的祖師爺嘛。

1821年 3月25日,希臘人打響了從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奴役下求解放的獨立戰爭,經過8年多浴血奮戰,土耳其軍隊終於撤出統治了近四個世紀的希臘。

距離希臘本土130公里的克裏特島,存在過的米諾斯文明,約在西元前3000年到前1000年,大體相當於我國的夏朝和有文字紀錄的商朝;它顯然有 埃及文化和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等東方那一套的影響,但仍可以說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由克囉索斯王宮遺址發掘成果可以推知,其建築水平與我國安陽的殷墟考古發 現相比,完全不在一個層次。前者已有三四層的堅固建築,像模像樣流存至今的壁畫,後者還是窩棚般的房舍和粗陋的勾勾劃劃。

希臘本土,約西元前1600年到西元前1150年的邁錫尼文明,有人認爲是歐洲文明的第二樂章、希臘文明的第一樂章。它的年代相當於我國的商朝,王 城遺址也是一個又一個王室成員的墓葬坑。令人驚奇的不是一個堅信荷馬史詩爲真事的考古愛好者海因裏希·謝裏曼發現了它,並且挖出了《伊利亞特》中寫到的阿 伽門農王戴的那種金面具(專業人士說實際産自16世紀),而是你想不出王城入口那個著名的獅子門和厚厚的城牆,所用巨石憑什麽神力擡舉,難道真有什麽獨眼 巨人幫忙嗎?又,那麽早的年代,邁錫尼人居然能建那麽高技術的阿特柔斯珍寶庫——有人說是阿伽門農的墓,有人說是他的先王的,這無關緊要;有人說是陵墓, 有人說是藏寶室,也許兼而是之。這個保存完好的珍寶庫(石砌圓形墓穴),空間是那麽大,穹頂是那麽高闊,開後世大教堂穹頂之先河,沒有精准的力學設計和嚴 謹的施工技術,根本不可能保存至今,令人不得不讚歎。

而埃皮達洛斯康復醫院遺址群,是我認爲最值得欣賞的名勝古迹。這個地方本來是爲了供奉阿波羅之子、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古人患病了常來這裏祈禱和 治療,這裏的博物館內還陳列著古代的醫療器械。因此,這裏有神廟,有醫院,有求醫者的客房,有浴池,還有古希臘常見的運動場和劇場。這個康復中心,功能設 施多麽“現代化”!西元前五世紀的體育場館廢墟仍能隱約想見當年的情景;而西元前4世紀修造的露天劇場,經發掘整理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偌大的埃皮達洛斯劇 場,有55排座位,可容納14000名觀衆,比雅典衛城半山坡至今仍在演出的那個劇場大得多。每年的“雅典夏日藝術節”,這裏是演出場所之一。其音響效果 之完美令人稱奇,據說是地理位置選擇極佳。古代沒有擴音設備,又是露天演出,考慮聲音效果是必然的,但設計時有這份把握令人欽佩——英語導遊讓我們坐在高 處的座位上,聽她在底下平地的表演區扔一枚硬幣,可以依稀聽見其聲響。

2012年1月15日 星期日

中國經濟改革 2012 - 2013

吳敬璉的弟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更是在2011年的一次小範圍報告中直言,中國經濟危機很可能在2013年爆發,引爆線不是房地産泡沫破滅就是地方債務危機,其表現就是部分中小企業破産,部分銀行破産,部分地方政府破産。

要實現産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則不能再走政府按照計劃經濟思維圈定戰略新興産業的老路,而須政府解除對要素價格包括資本、土地、能源等的管制;真正落實形同 虛設的“非公36條”,將金融、電信、石油等高利潤行業向民營資本開放;並通過資本市場公平有效地將國有資産社會化(招商局集團前董事長秦曉的主張)

2011年10月16日 星期日

香港人最愛投資

溫天納
香港人最愛投資,但是最近香港的樓市和證券市場表現均不濟。2011年10月3日,恒指跌破了17000點。現在,要準確預測經濟的未來走勢,有時簡直比登天還難。不過,如果你是一個緊貼民生、留意身邊生活的變化的人,有時候倒可能看得更爲通透一些。
我在投行圈的一位女性朋友,投資姿態向來大膽,獨行獨斷,從不相信媒體上投資專家或股評家的意見。爲何?因爲她認爲這些人可能都不吃“人間煙火”,與民情脫節,紙上談兵,書生論政,不值參考。
這位朋友的眼光的確頗爲精准,從2010年中開始,她就開始買黃金概念股份,和電訊概念股份。
爲什麽要買電訊股呢?
雖然這位朋友在投行裏職位不低,但她對保留自己既有的日常生活非常堅持,最爲關鍵的是,她甚爲留心周圍的“小趨勢”。蘋果iPhone4剛在香港推 出時,她沒有通過特殊綠色通道去“搶”,反而是自己去排隊。在過程中,她留意到不少原本根本不用電腦的家庭主婦和退休人士也在排隊,且無一不興致勃勃,這 種瘋狂的景象令我這位朋友愕然。她於是判斷,這些過往不上網的消費者,將成爲啓動電訊業務新的增長點。她雖然苦等數周才拿到一部蘋果電話,但是在此之前, 已大舉買進電訊類股份,後來大賺特賺。
同樣地,這位每天都到菜市場買菜的投資銀行家,留意到物價變化之大,遠遠超出統計資料,在傳統智慧下,她以黃金對沖通脹,結果還是賺了一筆。
再來說說房地産。香港政府在過去一年多,不斷推出新的政策打壓樓市,但是房地産價格竟然逆市上升,越炒越高。這位朋友在2011年3、4月地産最後 一波升浪中,在香港考察不同的樓盤。如果放在以往,譬如2007年的時候,高傲的地産商和地産代理一般不太願意搭理她這種看起來就是一個貌不驚人之家庭主 婦的買家。但現在,友人不斷收到地産公司和代理的熱情回復電話,就算是涉及貴價豪宅地段的樓盤,商家還是熱情如火。在她和物業代理閒聊的時候,她發現樓市 在高位中已經高處不勝寒,有價沒市,不少代理人根本已經有數月沒有工作量了,樓市只是在大商家的吹捧下的虛火——最後的盛宴。
地産公司和代理的態度禮遇有加,不過態度的改善可能只是爲市場所迫,友人自不會將這看爲入市的正面訊號,相反,她在第一時間,果斷地將現有的房子賣出,事實證明這是個聰明的決定。樓市在當時見頂後,成交和價格也進入冷凍和下跌通道。
投資銀行家都喜歡冒險,平常賺到錢,當然是希望好好運用平常辛苦獲得的財富,爲自己的財富保值,當然不願意見到自己的財富萎縮。但是,又有多少比例 的投行人士如我這位朋友一樣,在衆人牢騷中保持沈穩,且有著靈敏的嗅覺,從市井的喧囂中發現機會、解構機會?說白了,在慘烈的市場中還能賺到錢,考驗的不 僅僅是一個人的智商,更是情商。
2010年年初時,樓市的景象好比1997年初的時候,雞犬皆升,無論是在什麽地段,只要裝修搞得別致一些,就馬上被稱爲豪宅。經過洗腦後,就算你頭腦清醒,諸如“房價越來越高是正常的、合理的”之心理暗示已潛滋暗長。樓市進入全面瘋狂階段。13年後,又來了一個輪回。
瘋狂的透支讓人難以支撐,目前證券市場已經大幅調整,環球市場氣氛更加不穩,在進入2011年市場的尾段,香港的股市和樓市已經出現爆破前的徵象,我們到底是應該相信經濟學家的預測,還是從生活中體驗未來的變化,相信你的心裏已經有答案了。
(作者系招商證券香港公司董事總經理)

2011年9月11日 星期日

你的商業模式靠譜嗎?

商業追問
如果說客戶價值主張和贏利模式往往和戰略相關的話,那麽關鍵資源和關鍵流程則考驗的是一個企業的執行能力。
陳雪頻
遇到很多創業者和投資者,動輒談“商業模式”。典型的對話情景往往發生在融資階段,投資者問創業者:你的商業模式是什麽?而創業者早有準備,慷慨作答。
且慢!那真的是商業模式麽?遺憾的是,如果你認真聽,你會發現,十個創業者有九個沒搞清楚這個問題,甚至很多人對商業模式這個詞都沒搞清楚。很多人往往會說:商業模式不就是怎麽賺錢麽?錯!怎麽賺錢,學術名稱叫“贏利模式”,那只是商業模式的一個環節。
到底什麽是商業模式呢?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裏斯滕森對商業模式有一個經典定義:商業模式就是如何創造和傳遞客戶價值和公司價值的系統。它包括四個環節:客戶價值主張、贏利模式、關鍵資源和關鍵流程。
如果你覺得這個定義還太學術化,我可以稍通俗做下解釋,商業模式說白了就四點:第一,你能給客戶帶來什麽價值?第二,給客戶帶來價值之後你怎麽賺錢?第三,你有什麽資源和能力實現前兩點?第四,你如何來實現前兩點?
如果用這四個問題去問創業者,就會發現大多數創業者並沒有想明白,很多人還停留在迷茫或“忽悠”階段。創業的本質是創造價值,這也是爲什麽把“客戶 價值主張”放在第一位,而且贏利模式也是以此爲前提的緣故。一個成熟市場的邏輯是這樣的:你想賺錢?好!你能給別人帶來什麽價值?如果不能給別人帶來價值 就想賺錢,去摸彩票去吧!

很多技術類創業的公司並沒有想明白這個問題。他們往往有了一個自以爲很牛的技術,就認爲有了市場,其實市場需求和技術領不領先是兩回事。很多看上去 很炫的技術,幾乎是沒有市場的。你去看看中科院和大學裏的實驗室的那些科研成果,大多數看上去都很炫,但能夠轉化爲市場需求的産品,不到10%!這也是很 多技術類創業的公司容易失敗的原因。
還有些公司解決了“客戶價值主張”的問題,但在如何贏利方面沒有方向。很多互聯網公司在融資時往往會給你描繪一個抽象的前景:只要我們的用戶達到 1000萬,其中有10%的人付費,那麽我們就能賺很多很多錢!其實,根本就不是那麽回事!國內的很多網路公司的贏利模式還局限於網路廣告。但凡是做過網 站的人都知道,網路廣告可以稱得上是“贏者通吃”,1%的公司佔據了90%的市場份額,如果你做不到前幾位元,網路廣告基本上沒戲。
當然,很多創業者也想得很清楚,他們從消費者手中是賺不到錢的,他們要賺的是投資者的錢。的確,有些創業者成功地從投資者手裏拿了很多錢,但就是沒 有贏利,但這樣的故事往往結局不太好,因爲投資的耐心往往是有限的。餅畫得再圓,總有一天要兌現的。如果過了一定的時間還是不能贏利,公司的價值基本上就 爲零,自然也不會贏得投資者的青睞。
如果說客戶價值主張和贏利模式往往和戰略相關的話,那麽關鍵資源和關鍵流程則考驗的是一個企業的執行能力。以蘋果爲例,它的“關鍵資源”就是喬布 斯,還有非常有創新能力的産品設計和開發人員,以及來自於唱片公司和軟體發展者的支援。他的“關鍵流程”則是蘋果公司鼓勵創新的公司制度、企業文化和日常 管理工作,這些流程確保蘋果公司的創新具有可複製性和擴展性,從而不斷開發出類似於iPhone和iPad這樣的産品。
這一點往往是很多創業者容易忽視的。他們往往把自己或者所謂關係當作關鍵資源,卻同時高估了自己和所謂關係的力量,而沒有建立其組織的競爭能力。在 制度和流程建設方面,則是大多數創業公司的軟肋,他們往往迷信于創業者的個人能力,而忽視了在制度和流程方面的建設。這樣的疏忽往往會導致這些企業熬不過 初創期,或者熬過去了,也長不大。

2011年8月29日 星期一

書與我們的世界



勒克萊齊奧
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書籍的世界
想象一下,若沒有書籍,我們的世界會變成什麽樣。瑪雅人在這一點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生活在西元前四世紀至西元十世紀的墨西哥。雖然 當時處於完全的孤立中——氣候惡劣,水資源和各種資源稀缺,且處於周邊民族(尤其是加勒比海島民,因他們而有了“食人族”一詞)隨時的威脅之中,但是,燦 爛的瑪雅文化還是創造了代表人類知識的一切:藝術、科學和哲學。瑪雅人確定了書寫的數位體系,通過零及小數的使用使得複雜的運算成爲可能。他們的一些古迹 (似乎他們對於年代的標記有一種熱情)標記的年代可以上溯到西元前100000年。他們發展了天文學,通過對三個天體,即日球、月球、金星的運動的觀察, 他們使用的曆法的年誤差值只有幾分鐘。他們在醫學、建築、城市規劃方面的知識遠遠超過了同時代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他們對於藝術的興趣達到了頂峰,無論是在 詩歌創作還是在繪畫創作方面,或者淺浮雕、圓雕、花崗岩、大理石與斑岩雕刻。他們的冶金技術也極其高超。雖然因爲缺乏錫,他們未能創造青銅製品,卻用黃金 和銅打造了禮儀器皿,同時還創造了能與東方相媲美的陶瓷工藝——無論是形態的純粹還是完美感都無二致。
此外,他們還創造了象形文字書寫體系,類似于古埃及人的文字。因爲沒有留下羅塞塔石(pierre de Rosette)這樣的碑文,人 們還沒有辦法解讀這些文字。這種文字使得他們能夠在無花果木製成的紙上書寫文集,這些紙張用鋅漂白,按照古代中國書籍的樣子折起來——他們在裏面記錄了曆 史、天文學知識(由旁邊的圖示可以推測,他們應該是世界上最早預言月食的民族)、複雜的禮儀以及他們最關切的時間的流逝。
但是他們卻不知印刷術,這就是爲什麽他們消亡了。1520年西班牙人狄亞哥·德·蘭達(Diego de Landa)踏上尤卡坦 (Yucatan)半島時,古代瑪雅社會已經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手稿、祭拜器物、紀念品,這些都由他們的後人保存下來,這些後人生活在森林深處散落的村子 裏。這些歷史記憶是很危險的,很有可能成爲新被征服的印第安人造反的誘因。狄亞哥·德·蘭達深諳這一點,他命人將古代瑪雅人所有的手寫典籍彙集到曼尼 (Mani)城中心廣場上,並放了一把火。被化爲灰燼的珍寶是不可估量的。征服者的野蠻行徑不得不叫人想起納粹軍官在紐倫堡設置的火盆,企圖以此抹掉西方 世界的歷史記憶。
想象一下,如果古登堡沒有應文藝復興之需,適時採用中國人的發明,創造活字印刷術,那麽一切又會是什麽樣子呢?
誠然,手稿還是會繼續被翻抄:不要忘記,克裏斯汀·德·皮贊或者瑪麗·德·法蘭西的詩歌,像《亞瑟王之死》 (Mort d’Arthur)、《馬車騎士》(Chevalier à la Charrette)、《羅蘭之歌》、《列那狐故事》這些小說,並沒有以 其他形式流傳開來。它們被抄寫在野獸的毛皮上——山羊皮——或者是布漿紙上,由僧侶著色、裝飾——那時抄寫員的職業比作家賺錢可要多。每一部作品都是獨一 無二的,被高價購買,存放在領主的府邸裏。
書寫文化是存在的,但是由於極其稀少,那是精英的特權。大部分人,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與書寫的文化相隔,沒有辦法與之接觸。科學、技術發明和各種思潮只能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在流傳。
重寫歷史總是很吸引人
如果沒有印刷的書籍,我們的世界將完全不一樣。也許它會同鼎盛時期的埃及社會、瑪雅社會一樣:一個封閉的世界,很難受什麽影響,不公正與不公平盛行,嚴重失衡,無可救藥。
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如我舉的例子,古時的瑪雅世界——沒有民主,法律面前鮮有平等,公民道德水平更是低下。大部分民衆,屈服于某幾個權高 位重的教士、某個太陽王、某些暴君、某些武裝的獨裁者統治。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處於有教養的僧侶統治之下,在那裏,藝術、知識、技術慢慢發展起來,但只 爲少數人服務。
在這樣的一種體制下,知識不是用來交流的,也不是用來謀求民衆的進步。它主要是用來在掌握知識的人與大部分隻識圖畫的人之間設立一道無法逾 越的障礙。建立宏偉的廟宇、富麗堂皇的宮殿,甚至像埃及那樣,建立金字塔那樣令人稱奇的墓穴。人民大衆,則像奴隸一樣建造著這些工程,甚至都不理解這一切 的意義。這就是怪龍之社會(la société du Dragon),正如普洛普在民間故事分析中定義的那樣。
沒有印刷術,沒有文字,我們的文明,西方的或東方的,會變成什麽樣子呢?也許就會變成過去那些專制而奢華的社會。它們完全依託某個擁有特權 的精英人物,埃及的法老、羅馬的帝王或者像尤卡坦的瑪雅真人(Vrai Homme),這些社會極其脆弱。一點點微小的事兒,一場饑荒、一次傳染病、一次 宮廷暴亂就足以摧毀它們,使它們化爲烏有。野蠻人進入羅馬時,暴君的長期統治與部落之間的鬥爭已經將整個國家摧毀殆盡,而這個國家曾是地中海的絕對統治 者。西班牙人深入美洲印第安大陸時,瑪雅人輝煌的城市、摩天廟宇、鍍金的宮殿已經成了被森林覆蓋的廢墟。饑民的起義或許推翻了暴君的統治,但是因爲缺乏技 術手段,他們榮耀的祖先的功勳和知識如今已經難以辨清了。狄亞哥·德·蘭達甚至都不需要焚燒手稿、打破神像:它們已經停止存在了。
重寫歷史總是很吸引人。對於我這樣的小說家來說,這可以讓心靈得到滿足,這對衡量文化與文明的相對性不無裨益——這也使保爾·瓦雷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得出了一個醍醐灌頂的結論:“我們這些文明,我們現在終於明白,我們總是會消亡的。”
事實上,我覺得根本就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書籍的世界。誠然,現在存在其他傳播知識的手段,通過圖像、電腦。也許這些新的手段有一天會完全取 代古登堡的發明。但,書是與人類文化相關的事物,不僅與他的思維方式相關而且與他雙手的形狀相關——是一種工具,可以與其他不可或缺的工具如錘子、刀、 針、開水壺等相提並論——也可以與其他精致的工具如小提琴、長笛、打擊樂器、毛筆、硯臺等相提並論。很難想象有一天書會變成虛擬交流的附屬物。書籍具體有 形的特性,本身就是創造性天才的標誌,是一代代流傳下來的薪火的標誌。也許是一本法律書,一本藝術書,一本力學專著,一本化學或數學書。也許是一本反抗詩 集,就像韓語詩人尹東柱(Yong Don Ju)在被日本人槍殺之前所寫的關於星星的詩歌,也許是一本現實主義的小說,像老舍的《正紅旗下》,也許是一 個鬆散卻充滿啓示意義的故事,如《愛麗絲漫遊仙境記》,也許是一本關於生存之道的範本,如伊斯蘭蘇菲派教徒魯米的啓示錄,或者像羅馬國王馬克·奧勒留 (Marc Aurèle)的勇之箴言。抑或,是書中之書,如古登堡曾經印刷的《聖經》,這也是(西方)出版史上印刷出版的第一本書。
但我們還是要擔心沒有書籍的世界會來臨。倘若沒有這個充滿智慧、愉悅和顛覆力的六面體,我們也許將再次看到幽靈般的神權政治與專制統治,可惡的怪龍——瑪雅人也稱之爲雲中蛇——將吞噬人類的心靈。
文學的世俗方面
我對於文學的思考也涉及其世俗的方面。
與小說家威廉·斯泰倫(William Styron)、米歇爾·圖尼埃,詩人讓·格羅斯讓(Jean Grosjean)及雷蒙·格諾一 樣,我有幸(相對而言)曾作爲一個讀者爲某家大出版社工作過幾年。有些人可能不瞭解這項工作,我可以做一點解釋,這項工作主要就是閱讀手稿、寫出內容概 要、給予某種出版意見(大部分時候是不出版的意見)。那時大家把這稱作出版社的“閱讀委員會”。有人告訴我現如今這一職業正在逐漸消失,現在大家都是請 “商業”讀者來進行這項閱讀工作,他們負責給出意見、建議,不是針對手稿的質量,而是針對手稿的銷售力。我覺得有點遺憾。
閱讀委員會,就我所知,有益於成就某種大的偏好,發掘出獨特的藝術,發現符合個人趣味的作品,那種真誠且完全脫離商業考慮的作品。在《蘇菲 的選擇》的最前面幾頁,威廉·斯泰倫講述了作爲職業讀者的痛苦,閱讀某些晦澀的小說或者過於流行的小說給精神帶來的疲憊,以及極其主觀化的評判方式,在閱 讀之前,要先嗅一嗅作品的味道,味道要是不對他口味,就徹底否決。
我還記得雷蒙·格諾彙報閱讀情況的某些情形,他信奉自己的科幻哲學,往往會把某部手稿的故事重寫一遍,讀的時候滿懷激情,然後一錘定音:絕對不能出版!這個格諾以一種詼諧的方式如此評價閱讀工作的價值:“那些不能出版的著作讓我受益匪淺。”
文學閱讀委員也不是不會犯錯。我們都記得閱讀委員會拒絕了《追憶似水年華》手稿,還說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文字是“不忍卒讀”。
有時,這些作家讀者的偏好倒也能帶來好的結果。比如巴黎某個大出版社聆聽了委員會全體成員對某部書給出的否定意見,該書要價很高,但明顯沒有價值,只不過因爲作者是某位部長或某個高水準運動員而已;但廣大讀者,要謹慎得多,才不會被人強迫接受這樣的書。
我又想起我曾經閱讀過納格·漢瑪迪(Nag Hammadi)《秘密的福音書》手稿的第一個法譯本,我與讓·格羅斯讓都欣然支援出版這本 書,但是它卻因“商人”的膽怯而被拒絕了——巴黎的大主教禁止出版,因爲該書可能會冒犯天主教讀者——不料十年後,誕生了一本經久不衰的暢銷書:《達·芬 奇密碼》。
就我而言,閱讀手稿往往讓我振奮,因爲它建立了一種與作者的切膚的聯繫。手稿的文字常常難以辨認——文本處理那時還不存在——充滿各種錯 誤,但手稿正具有一種誘惑力,是出版了的書籍不具有的。手稿尚未成書,它只是一種期待——我第一次讀到素未謀面的一個魁北克年輕人雷·讓·杜拉姆 (Réjean Ducharme)寄來的手稿時,那種激動的心情,至今我還記得。還有後來讀到安的列斯人帕迪克·夏穆瓦佐 (Patrick Chamoiseau)的手稿《德士可》(《Texaco》),我也是非常興奮。這就是閱讀工作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回報。
商人對文學的控制
既然我今天有機會在這裏談談文學,我也不想錯過這個機會,我要談談我的擔憂。
的確,作家的經濟狀況並不總是很好。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要靠自己的寫作生存都很艱難。拜倫僅靠出售手稿《海盜》就變得極其富有,維克 多·雨果靠《懲罰集》的稿酬就在根西島(Guernesey)買了一棟房子,那種時代已經很遙遠了。最近,文學代理人薩姆爾遜(Samuelson)先生 講述了他是怎麽下定決心要從事這項事業的,當初他從美國來拜望讓·保爾·薩特,發現這位法國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與隨筆作家,一個人生活在一家披薩店樓上的 單人間裏,眼睛不好,沒有救濟。克洛德·西蒙,《弗蘭德公路》的作者,新小說派著名的代表人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是一貧如洗,只能靠國家文學基金會 (la Caisse Nationale des Lettres)發給他的微薄補助度日,如果薩姆爾遜先生知道這些一定會更加震驚的。出版商對作家的 寡情正是衆所周知,而作家對出版商的怨恨也是由來已久。有時這種寡情與怨恨還能帶來一些有趣的通信,就像塞林納寫給加斯東·伽利瑪的這封信,塞林納大概是 這麽說的:“親愛的先生,我聽說您將與您的孩子一起去滑雪,歡度耶誕節;我要跟您說,我這裏,我的房間裏因爲沒有取暖設備已經結冰了。”就是這個加斯東 ——雖然我不確定這句話是否屬實——作了這麽一句精闢的評論:“作家就是妓女,總是準備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然而也有不少相處融洽的例子,有時與書相關的兩方之間甚至會有令人動容的相互忠誠。若沒有曙光(le Point du jour)出版 社,亨利·米修的作品又會怎樣呢?如果沒有午夜出版社,新小說的命運又會怎樣?如果沒有印刷商巴裏圖(Balitout),洛特雷阿蒙又會怎樣?既然我已 經提到了加斯東·伽利瑪的名字,很顯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法國文學,以《新法蘭西雜誌》爲中心,加上安德烈·馬爾羅、安德烈·紀德、阿爾貝·加繆這些作 家,都應對他懷有感激之情。只是我們有些惋惜,必須提到這些例外。
我並不確定如今情況是否改善了很多。商人的控制——我上面提到過——也許讓文學的生存甚至是它本身的存在,變得更艱難了。如今,出版詩歌已 經成了某種神聖的事業。而小說逐漸變成某種好萊塢式的東西,同樣的佐料可以一用再用,只需用某種調味汁調配一下——而且越來越甜膩了。
文學不僅僅用於自身的慶典
上世紀,種族理論盛行時,文化之間的根本差異被一提再提。以某種荒誕的等級理論爲基礎,殖民列強的經濟成就與所謂的文化優越性被等同起來。 這些理論,就像是狂熱、有毒的衝動,時不時在某個地方湧現,以此來證實新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合法性。有些民族也許步履艱難,因爲經濟落後或技術的陳舊, 而沒有存在(或話語)的權利。但是,難道人們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不管他們在哪里,也不管他們發展的水平,他們都使用著語言?每一種語言都是邏輯、 複雜、具有結構和分析性的一個整體,可以用來解釋世界——可以講述科學或者創造神話。只舉一個例子,我想說一下巴拿馬森林中印第安人的語言安貝拉語 (Embera),那些人住在偏遠之地,經濟非常困難,但是他們在日常語言之外卻擁有一種可傳達神話的文學語言。難道我們可以說這樣的民族是原始的嗎?
關於全球化的進程,我們忘記了這一現象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那時開始了最早的東方和中國之旅。全球化本身並不是壞事。交流促使醫學、科學更快地發展。也許資訊技術的普及化使競爭更加激烈,卻也有利於維護世界的和平。
現在,去殖民化後,文學是我們這個時代男男女女表達自我身份的一種方式,也是要求言語權、維護多樣性的方式。馬提尼克人埃梅·塞澤爾 (Aimé Césaire)的詩歌,馬達加斯加人拉哈日瑪納納(Raharimanana)的詩歌,魁北克印第安蒙塔涅人利塔·梅色斯托克索 (Rita Mestokosho)的詩歌,尼日利亞人索因卡(Soyinka)的詩歌,新喀裏多尼亞美拉尼西亞人德維·戈洛代 (Dewe Gorodé)的詩歌,毛里求斯人阿南達·德威(Ananda Devi)的小說,剛果人維爾費利德·恩松代 (Wilfried Nsondé)的小說,新墨西哥美洲印第安人斯克特·墨瑪代(Scott Momaday)的小說,拉克塔蘇人謝爾曼·阿萊克西 (Sherman Alexie)的小說,都讓我們明白了世界的複雜性。
世界範圍的文化是我們共同的事業。但它首先是讀者的責任,也是出版商的責任。的確,加拿大北部印第安人爲了能讓人聽到自己的聲音,不得不用 征服者的語言——法語或英語來創作,這是不公平的。的確,要讓毛里求斯或安的列斯群島的克裏奧爾語有一天會像現在媒體上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五六種語言那樣被 輕易聽到,那純屬幻想。但是,如果通過翻譯,世界能聽到他們,那麽新的事物、某種樂觀向上的東西就一定能産生。雖然自葛蘭西以來,文化經常被政治工具化, 成爲政治的幌子,但是走向世界是任何現代人都不能錯過的一種曆險,不然就會封閉或僵化。
文化,我常常說,是我們共同的財富,是屬於整個人類的東西。但要使這成爲現實,就應該賦予每個人同樣的辦法,以接觸文化。就此而言,歷史悠 久的書籍正是理想的工具。它實用、方便、經濟。它不需要特殊的技術創舉,而且在所有氣候下都可以保存。它惟一的缺陷——這也是我特別要向你們、向出版商朋 友提出來的——就是在很多國家書籍還是很難獲取。在毛里求斯(我很瞭解的一個小國家)購買一部小說或者一部詩集的支出會占去一個家庭預算開支的很大部分。 在非洲、東南亞、墨西哥、大洋洲,書籍依然是一種不易得的奢侈品。這一弊端並不是無法解決的。比如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出版,設立基金,用於建設圖書借閱室或 流動圖書車,更普及的方法,就是更加注重少數民族語言的需求及創作——有時少數民族的人數還是很可觀的——這些都可以促使文學繼續成爲自我認知、發現他 者、聆聽主題豐富曲調多樣的人類協奏曲的最佳途徑。
(小標題爲編輯所加)
“我想要成爲一個中國人, 越出我自己的國土”
作樂,但是不違背生活的準則: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曹雪芹)就是一種典型。其中描繪的場景並不是照搬現實,而是凸顯了某個小小的文人社 會,對於這個社會來說文化是權力的一種變體。相反,韓國,古時,豔情詩歌是由女性創作的,她們借由這一方式來確定自己的影響,同時也淪爲男性社會欲望與娛 樂的物件。如大家所見,文學很少走在其時代的前面,作家,因爲自己的時代,只能做一個完美的男性公民或女性公民。
我們一旦想到某個人與某座城市的聯結時,腦海中首先冒出來的作家可能就是中國小說家老舍。在他的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中——尤其是《正紅旗 下》以及《四世同堂》,他描繪了老北京的老百姓的生活場景,並最終讓新的讀者感受到這座古老而現代的城市的別樣美麗,感受到它的民衆面對戰爭時的英雄主 義,感受到對於一個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深切懷念。也許這座城市如今再也不存在了,或者也許它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這都不會令它失去真實。一代代人經歷的困 苦,一些人僞善,另一些人妥協,這些純樸民衆的心靈品質,爲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這些是我們體驗的真實情感,哪怕滿族人時代過去了,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 也許這就是文學的優勢所在,它能夠創造一個永恒的城市,與真實的城市交錯重疊,比紀念碑或者史書能更好地重現城市的往昔。
如果我能夠通過譯文來閱讀曹雪芹——當然還有巴金、老舍——這是因爲我接受了——更勝於此,是因爲我想要成爲一個中國人,越出我自己的國 土、越出我自己的確然,去造訪一位鄰居,雖然我不講他的語言,雖然我不知他的歷史。誠然,這很大一部分要歸因於好奇,但好奇難道不正是人類特有的重要品質 嗎?
——勒克萊齊奧2011年8月18日、19日在上海書展和華東師範大學的演講片斷
本版文字均由樊豔梅、高方譯,高方校

2011年8月7日 星期日

華裔在美國~歐洲~俄羅斯

美國是自由社會,歐洲(主要是西歐與北歐)是階層社會,而俄羅斯是轉型社會。華裔群體的境遇,呈現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在美國最好,歐洲次之,俄羅斯最差。

在美國的華裔,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占總人口的相對比例,相對於歐洲與俄羅斯都是最高的。截至2009年,美國華裔人口達到363.9萬。而2000年普查,華裔人口僅爲243萬。
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經調查認爲,截至2008年9月,在歐洲和俄羅斯的華裔總人數約250萬人。在西歐與北歐,華裔人口規模最大的爲英 國和法國,在40萬至60萬之間;德國、西班牙與荷蘭次之,在10萬至20萬之間;比利時、瑞典和奧地利對移民的進入控制較嚴,華裔在3萬左右,其他國家 均在3萬及以下。
在俄羅斯的華裔大致維持在10萬至60萬之間,但絕大多數在當地並無長期合法居留權,故“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一些人流出,另一些人又流入。

從統計學平均的角度,華裔在美國的境遇是最好的。華裔在美國的職業分佈呈兩極化,從事廚師、服務員等低收入的藍領工作的與從事教研、高科技等高收入的白領職業的比例差不多。

而歐洲的華裔,主要的職業有三種,經營中餐館,在歐洲有4.3萬家的中餐館;經營小商業,如皮革、皮鞋、服裝製造業等; 在英法等國出現了一些地方性的政治精英,如在英國各地先後有二十多位華裔擔任過地方議員;2008年的法國市鎮選舉俄羅斯的華裔,大體是改革開放以來中俄民間貿易發展的結果,主要經營中國商品的批發與分銷。

必須說明,雖然從經濟與社會地位來衡量,歐洲華裔的境遇比美國華裔要遜色一些,但華裔在歐洲並沒有遭受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或仇外、排外的民族主義,政府與社會層面都是如此。蓋美國與歐洲國家都是現代國家。

美國華裔的境遇與自由流動社會
常言道,“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在自然狀態下,水因重力的作用,從高處往低處流,要反過來讓水從低處往高處流,就必須做功。人要從低 處往高處走,同樣也是不容易的。衡量一個社會中個人從較低的階層往較高的階層爬升、遷躍的能力,就要看社會流動性(SOcia1 MObi1itY),流動性好,意味著與你的父輩相比,你能去從事收入更高的職業、有更體面的社會地位。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較好,稱得上是一個自由社會,不是階層社會,意味著階層與階層之間是連續的分佈,處在不斷的流動之中,不會有階層的斷裂、 隔絕。而沒有階層的斷裂、隔絕,就不會有階層的固化和階層之間的對立,因爲任何階層之間的對立,乃至階級鬥爭,都是建立在階層固化的基礎上的。如果階層是 處在不斷的流動之中的,前面的人不斷爬上去,後面的人不斷走上來,前後相屬,綿綿不絕,任何人想要煽動階層之間的對立和仇視,也只能徒費唇舌。
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在《爲什麽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中認爲,與歐洲相比,美國較好實現了機會均等,工人有更多的機會提高自己的地位,說明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更好,這是美國工人更多傾向于“生産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的原因,也是社會主義在美國不振的原因之一。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好,是因爲經濟流動性好,就業機會多,對社會成員的開放性好,且保持了良好的創造性,使得新産品、新技術、新生産方法等層出不窮,這意味著新的就業機會源源不斷地産生,意味著經濟體對人力資源保持著旺盛的需求。
例如,手機、個人電腦、互聯網的發展與運用,美國個人與企業爲之提供了強大的牽引力,先後湧現了手機發明者摩托羅拉,硬體製造商IBM, 比爾·蓋茨的微軟,CPU研發與製造商Inte1與AMD,“整合全球資訊,使之更便捷、更有用”的搜索引擎GOO◇1e,ZucKer◇er◇的社交網 絡F◇ce~◇OOK,極大提升了資訊流動性的Twitter,引領手機及個人電腦新時尚的蘋果公司等。
這些企業,有相當一部分是一個或少數幾個人逞“個人英雄主義”,又恰好適應了市場趨勢和時代潮流的産物,這些人不僅因此自己經濟和社會地位 得以大幅度躍遷,各領風騷,成爲時代英雄,還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是朝著更好、更便利的方向;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尤其是高收入就業機會,而且是 不分畛域,能者居之。
正是在這樣良好的經濟流動性和在此基礎上的良好社會流動性下,美國華裔中接近一半的人得以從事科研、高技術、白領等高收入職業,獲得較高的 經濟與社會地位,而且,這些人大部分是第1代移民。事實上是,不論你的族裔和出身如何,使你總能從事可創造最大社會價值的職業,從而使你的經濟與社會境況 總能與你的能力相匹配,恰恰是一個開放社會的最大魅力所在,因此,不僅是華裔因此受益,印度裔等也因此受益,是所有人都因此受益。
前面把美國歸爲高社會流動性的“自由社會”,但也不能因此忽略美國社會內部的多樣性。事實上,在美國社會,也有兩個美國,一個是加利福尼亞 州式的美國,更傾向於民主黨,主張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的歐洲模式;另一個是德克薩斯州式的美國,更傾向於共和黨,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更多經濟自由的 模式,信奉1776年的兩個文獻:傑弗遜的《獨立宣言》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美國人總體上還是更傾向於第二個美國的,有兩點可證。一是2010年美國出現了以減稅、反對政府自我賦權的草根性的茶黨運動,風生水起,有聲有色,這與金融危機以來歐洲公營部門和國有企業工會主導的反對減高薪水、減高福利的大量罷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二個證據更重要,2010年4月1日美國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新出來的人口資料將決定美國未來十年各州在聯邦衆議院的議席數量及各州的選 舉人票數(選總統用的),目前出來的結果是,8個州的衆議院席次出現了增加,共和黨的大本營德克薩斯州增加了4席,這些州大多數是傾向共和黨的;10個州 的衆議院席次出現了減少~~2008年總統選舉中,這10州奧巴馬贏了8個,民主黨的大本營紐約州減少了2席。這是因爲選民用腳投票,選擇去有更多經濟自 由度和社會流動性的州工作和生活的結果,而這些州基本上都是共和黨人治理的。這說明,在州及地方治理層面上,有更多的競爭是好事,選民因此有了更多選擇, 除了行使用手投票的權利之外,還可以保留用腳投票的權利。
四 歐洲華裔的境遇與階層社會
與美國相比,歐洲的社會流動性就差了些,是階層社會,意味著階層與階層之間的連通性不是很好,上升、遷躍的通道窄小,因此就會産生明顯的階層斷裂與隔絕,從而導致階層的分化與固化,大體上都出現了三個階層。
第一階層,是公職人員與國有企業員工。由於陽光法案與權力制衡等措施,西歐與北歐的公職人員清廉指數都比較高,但他們都過得比較愜意,工作 清閒,經濟收入好,社會地位高。2010年,希臘爆發了債務危機,借錢維持公職人員與國企員工高收入、高福利有點難以爲繼了,政府爲此不得不給他們稍稍降 一些收入和福利,但這些下午3點鍾就可以下班的公職人員不依了,發起了多次罷工。
2010年12月,西班牙的國企員工全部航管員二千三百多人以“集體患病”爲由脫崗罷工,造成兩千多個航班停飛,六十多萬乘客滯留,以報復 西班牙政府減薪。這些航管員,上班時間少,加班津貼高,平均年薪近40萬歐元,52歲就可以退休。政府稍稍給他們減了一點薪,以示共度時艱,減薪後的收入 仍相當於西班牙首相的3倍,就這樣,他們還不依,不惜綁架旅客。
法國政府由於財政困難,通過改革,將退休年齡從65歲推遲到67歲,最不願意的是公職人員和國企員工,他們發起多次罷工,地鐵停運,公共交通中斷,不惜綁架全體市民。
之所以出現這一階層是因爲,一方面,政府相信在許多事情上公營部門比私營部門、國有企業比私有企業更能實現公共利益,因此這些部門和企業是 不可能關閉的;另一方面,政府容許公營部門、國有企業像私營部門、私有企業那樣建立工會,由於這些部門和企業涉及公共服務、公共交通,工會手中的籌碼更 大,結果就是,政府不斷用納稅人的錢來安撫這些人日益增長的胃口,反正也不是官員自己的錢。
第二階層,是私營部門員工。這些企業要繳納很高的稅,員工的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也很高,這些稅金是政府福利基金的主要來源,總體上,這些 人繳納的稅要高於他們享受的福利,這其中的差額,一部分就成爲第一階層公職人員與國有企業員工享受的租金,另一部分就成爲第三階層享受的福利。
第三階層,是不工作者和失業者。由於政府給失業者的福利非常豐厚,足以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這等於擡高了工作者的機會成本,這就使得收入在 這一福利上下的許多人選擇不工作,這就是福利性失業(因而減少了勞力的供給)。而另一部分人,是由於就業機會缺乏(即市場缺乏對勞力的需求)而失業,這種 失業者常常是年輕人,許多還有高學歷。歐洲的失業率普遍高於美國,其中年輕人失業率要遠高於涵蓋所有人的失業率。
這三個階層是比較固化的,有一部分第三階層的人喜歡這樣的生活,另一部分第三階層的人想上升到第二、第一階層而不得,第二階層羡慕第一階層 養尊處優、無憂無慮的生活。由於國有經濟對私營經濟的擠出效應、高稅收、企業雇工不自由等,市場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尤其高收入就業機會的能力就比較薄弱,前 面說的手機、個人電腦、互聯網等方面的主要創新基本是在美國而不是在歐洲産生,不是偶然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國人想要向上流動猶不容易,更何況華裔,這就是華裔主要只能經營中餐館、小商業、買賣中國商品的原因,也是中國名校學生、知識精英更喜歡去美國深造的原因,固化的社會結構實難辭其咎。
五 俄羅斯華裔的境遇與轉型社會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俄羅斯和東歐等轉型社會,有民族主義的明流與暗流洶湧,在德國的東部地區(前東德),今年2月出現了幾千人規模的新 納粹遊行,民衆則自發組織了2萬人規模的反納粹遊行進行反制。值得一提的是,新納粹基本都産生於轉型社會的東德地區。同樣在俄羅斯,也有新納粹和光頭黨, 包括華裔在內的外來移民常成爲他們攻擊的目標。
這其實是計劃經濟的後遺症。在計劃經濟下,有一個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國家是惟一雇主,民衆尤其是城市民衆是雇員。在清一色國企的情況下, 國企不是面向市場而生産的,因而其對雇傭職工的要求也不是按照市場標準的。當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大批國企要麽破産,要麽轉型以面向市場需求,大批國企 員工也因此失去工作,一部分人永遠也找不到工作,因爲他們缺乏適應市場需求的知識和技能。原則上,其他條件不變,那些在國企浸淫越久的員工,其在市場經濟 下的謀生能力就越弱,不得不淪爲社會底層,領一份微薄的救濟金,或從事一份收入微薄的低知識、低技能簡單工作。
俄羅斯轉型過程已逾20年,這些人的子女也成長起來了,故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構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存在。當華裔進入俄羅斯時,從事的職 業,首先是與這些人而不是高知識階層有直接的經濟競爭,其次將個人經濟和社會上的失敗歸咎于外人而不是自己或自己過去在其中浸淫日久的體制,心理關更容易 跨過,成本上也更低,因爲外人在這裏更缺乏保護,從而民
族主義及其變種種族主義就成爲他們自我肯定的春藥。在政治層面上,民族主義因爲可以製造出一個個具體的假想敵,從而可被當作公共治理失措及社會矛盾的掩體,政府因而就無意給予外來者與國人一樣的國民待遇和國民保護。
所以,總體上俄羅斯經濟在增長,經濟流動性和社會流動性都可以,但由於計劃經濟的歷史存在造成的社會底層流動性較差,是華裔在俄羅斯境遇較差的重要原因,這是轉型社會的代價之一。
六 自由社會、階層社會與轉型社會的區別
總體是,美國是具有良好的社會流動性、經濟流動性,讓包括華裔在內的一切外裔因此受益,讓包括外裔在內的一切居民因此受益;歐洲,主要是西 歐與北歐,是階層社會,社會流動性較差,有明顯的階層分化與固化,影響了包括華裔及外裔在內的一切居民階層上升和遷躍;俄羅斯,是轉型社會,總體經濟流動 性、社會流動性不錯,但計劃經濟體系下的部分人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導致其社會底層流動性較差。這是造成三個區域華裔的境遇呈下坡式梯度,並進而導致華裔 人口在這三個區域呈下坡式梯度分佈的原因。
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生存力強,適應力強。爲了追求夢想、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他們不僅在中國大地上頑強生存和快速適應,更能漂洋過海,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因此上述分析不可使我們得出簡單結論,華裔在海外只是被動地適應當地的環境。事實上,華裔也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已日益構成當地環境的一部分。而這種意識的萌發,必將在世界各地塑造一個個全新的華裔群體。

“中國製造”已到臨界點

□南方周末評論員 李鐵
2011年7月29日,富士康科技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對媒體表示,目前富士康有1萬台機器人,明年將達到30萬台,三年後機器人的使用規模將達到100萬台。未來富士康將增加生產線上的機器人數量,以完成簡單重復的工作,取代工人。
這 一舉措是否能解決富士康人力成本飛速上升的難題,還有待觀察,不過投資者們似乎並不看好,近日富士康國際的股價依然低迷,處於一年以來的低位,與四年前的 股價相比,富士康國際的股票跌幅已超過85%。從2007年淨利潤7.2億美元到2010年淨虧2.2億美元,富士康被衆多投資者抛棄是意料中事。
用機器人來代替人工,似乎是富士康的一個無奈選擇:不削減人工支出,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已使企業不堪重負,用機器人吧,那“中國製造”還有多少成本優勢?
作 爲“中國製造”的龍頭,富士康的困境具有代表性,中國製造業在今年顯露出的處境已經相當嚴峻。就在七月份,東莞老牌玩具企業——素藝玩具廠老闆在運走大約 5個集裝箱的貨物後“神秘失蹤”,留下了大批要債的工人和供應商,此事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和討論。東莞市副市長江陵近期也在多個場合表示:“目前東莞企 業遇到的困難不亞于金融危機時。”
很多人難免提出疑問:爲什麽金融危機已過去3年,還有老牌玩具廠一夜間土崩瓦解?原因不難找:三 年前全球金融危機,中國製造業的訂單數量迅速減少,困境主要源於外因,外部需求慢慢復蘇,困難很快得到了緩解。而今天中國製造業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內因,解 決起來難度更大。
製造業的老闆們都會提到以下幾點:員工工資和原材料的大漲、人民幣升值、融資難和融資成本提高。這些主要因素導致部分出口製造行業的成本在今年上半年大漲30%左右。大多數出口製造業企業的利潤在10%以下,陷入困境是必然。
爲什麽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成本一直往上漲呢?工資上漲,勞動者收入是有一點增加,但漲的工資可能還不足以抵消他們在其他方面開支的增加。如果漲的價格真正進到勞動者的腰包,中國經濟也不用老操心內需問題了。
營商成本居高不下,這是近年來中國商品成本越來越高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營商成本這麽高,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在中國經濟基礎領域,充斥著各種壟斷,到處是卡拿要的權力分肥,以及伴隨壟斷盤剝的低效率,這些成本最後都流入了最終的銷售環節,讓消費者埋單。
就以物流領域爲例,半年來,國際原油價格並沒有大的波動,但我國兩大石油巨頭已經幾次上調了汽油柴油的價格,不單漲價,還時不時鬧起了柴油荒。另外,鐵路、空運,都沒有實現市場化,物流系統質次價高。這些,最終都計入了商品的成本。
基礎資源和公共服務領域的過多壟斷,加上土地財政造成的房地産高價,使得城市生活成本迅速上升,勞動者迫于生計不得不要求漲工資。與之相應,農村勞動力成本和蔬菜食品價格,也在不斷上漲。
在 這樣一條漲價鏈條上,壓力最終傳導給了誰?政府的財政收入似乎沒有受影響,上半年我國財政收入又增長了31.2%。房地産、汽油、公路收費暫時都不用過於 擔心,因爲消費者不得不用,漲價了你也沒處躲。但對於千千萬萬的中國製造企業而言,漲價將使一直靠低成本行銷世界的中國商品喪失競爭力。這個壓力鏈條傳導 的壓力,終於在它們身上體現了出來。
做製造業賺不到錢,超發的貨幣就會抛棄實體經濟而轉向資本品,這又推高了製造業的成本,降低了 製造業的利潤,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化的迴圈。一個實體經濟萎縮的經濟體,要維持之前的增長,泡沫化是最簡便的選擇,我們可以用投資,用資産泡沫來維持 紙面上的增長,然而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泡沫破裂後,這個經濟體將在“失去的10年、20年”中苦苦煎熬。

不到三年,美國就是現在的希臘

事實上,美國的經濟復蘇一直十分脆弱,美國上半年經濟增長大幅放緩,增速創兩年來新低。
上周五公佈的資料顯示,美國第二季度GDP只增長了1.3%,而第一季度GDP增長也從先前的1.9%下調至0.4%。
美國前審計長David Walker說,不到三年,美國就是現在的希臘。
而糟糕的另一方面是,人們普遍預計,債務上限上調,意味著美國債務繼續增加,而美國很可能利用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來開動印鈔機,將債務轉嫁到世界各地。
而世界經濟現在的情況已是四處冒煙:歐洲火燒連營,日本債臺高築,作爲世界經濟新引擎的中國也面臨著高通脹威脅。如果美國進一步印鈔,加劇流動性,將給全球經濟帶來新的危險。
德意志銀行在兩個月前一份報告中指出,從中長期看,我們還處在全球主權債務危機的初期。目前的主權債務危機尚未導致深度衰退,所以在未來危機牽涉面將變得更廣。現在我們真的是處在一個獨一無二、相當危險的時刻。

2011年7月30日 星期六

稅收國家

如果不用收入而用財産來衡量“窮”和“富”,可以發現,現代國家的政府普遍都是“窮”政府。說“窮”,不是說這些政府的收入不多,而是說這些政府沒有也不打算擁有龐大的營利性財産,更不會依靠營利性資産來獲得財政收入。
事實上,這些政府的財政收入還是挺多的,多數占到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只是這些收入基本上都以稅收形式獲得,並且當年都已用到公共開支上,政府沒有什麽錢剩下,更沒有大筆可自由支配的資金,始終是一個“窮”政府。
西歐現代國家的産生,原因無他,只是因爲政府喪失了財産,不得不常規化地向私人徵稅,於是國家成爲稅收國家,政府成爲民主政府。

戈得謝德和熊彼特說的,都是西歐從中世紀走向現代的一段歷史。在中世紀早期,西歐君主靠自己的財産收入生活。所謂自己的財産,指的是封建制度下君主所直接 佔有的領地。到十六世紀前後,隨著戰爭的頻繁與規模的擴大,君主們需要大筆金錢去支付戰爭費用,原有的領地收入因此不夠使用。於是,君主們不得不靠賣地爲 生。等到土地賣得差不多、沒有財産時,君主就不得不以公共需要的名義向貴族和自由民徵稅。爲了徵稅和用稅,形成了一整套官僚行政機構;爲了獲得民衆對稅收 的同意,以便及時獲得稅收以贏得戰爭的勝利,君主不得不建立起代議制機構,讓納稅人代表審議徵稅的用途並監督用稅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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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政府是“窮”政府,除了上述歷史的理由外,也可在邏輯上加以闡明。在現代國家的邏輯起點——社會契約論意義上,財産權是在國家誕生之前就爲個人 擁有的權利,在國家誕生後成爲個人的法律權利。這樣,財産爲個人分散持有,政府本身並不擁有財産。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執行立法機關做出的決定,其經費支援 也只能來自立法機關所批准的稅收。立法機關所行使的主權,具有支配境內人口與土地等資源的能力,由於它依公共意志而成立,因而實質上是民衆對自己的支配。 立法機關運用主權支配公民(部分)財産或收入,就形成徵稅權。徵稅權的實質,是公民在運用自己的權力支配自己的部分財産,用自己的錢來支援自己的事業。
據研究,從晚清至民國, 政府的財政收入皆不足國民收入的10%。如此虛弱的財政,原因當然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當時的中國尚未完成工業化,而一個健全的稅收制度,其稅 源應是工商業經濟。因此,晚清民國時期的政府,既沒有完全擺脫財産(仍擁有並持續建立大量國有企業),也未能建立健康的稅收。
1949 年後,新中國政府以國有企業爲基礎重建財政體系,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國有財産收益(即國有企業收入上繳)。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國有企業上繳的收入,並非來 自企業的真正利潤(真正利潤最多只占很小部分),而來自以壟斷性國有工商企業爲渠道,彙集起來的社會各個角落的收入或剩餘,如從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而來的 農村剩餘,因工人低工資政策形成的部分勞動收入,通過壓低折舊率和資源補償率而獲得的收入,以及因壟斷地位而形成的壟斷利潤等。在財政收入方面,上述渠道 使新中國政府成爲有效的資源汲取者,1956年後的二十多年裏,中國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達到了30%以上。這樣的財政體系,幫助新中國政府有效克服 了近代以來的主權危機,並相對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
1978年前後,財政從農村、工人、折舊、資源補償及壟斷等渠道獲取企業收入已無法維繫。表現出來的現實狀況是,國有企業利潤 水平下降和經營效率低下。地永世長存。於是,財政不得不再次重建。通過利改稅和歷次稅制改革, 這樣,作爲稅收國家的中國,已不再需要以國有企業收入上繳的方式來提供財政收入, 實際上國有企業的利潤也沒有多少轉化爲財政收入。從1993年至2007年,國有企業沒有向財政上繳一分錢紅利。從2008年起,政策雖進行了調整,但依 舊變化不大。以2010年爲例,財政部提供的資料顯示,2010年國有企業盈利19870.6億元,上繳紅利440億元。就是說,只有區區2.2%的利 潤,轉化爲財政收入。因此專就財政意義而言,中國政府可以放棄營利性資産。
從經濟與就業來說,衆所周知,國有企業早已不是經濟增長 和就業增加的源泉。1978年後中國的發展,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由非國有經濟的成長推動的。近十幾年來,70%以上的國內生産總值與幾乎全部新增就業,都是 由非國有企業提供的。所以,作爲稅收國家的中國,政府已不必保持龐大的營利性資産。
(本文由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供稿)

2011年7月9日 星期六

Bitcoin.org

Bitcoin.org

一個神秘的創始人,一群狂熱的志願者,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沒有中央發行機構的網路貨幣———比特幣。有人盛讚它是貨幣的未來,也有人擔心這是一場龐氏騙局,還有人認爲它將毀於政府的圍剿。

  □南方周末記者黃金萍發自廣州

   剛剛過去的6月,因一起網路盜竊事件及黑客攻擊,比特幣(Bitcoin)的價值大跌。這一誕生於2009年的虛擬貨幣曾在網路世界轟動一時。2011 年6月13日,一名叫作allinvain的用戶在比特幣論壇發帖稱自己2.5萬個比特幣遭竊,他說:“我現在真想自殺!”若按照當時的成交價格,其損失 約爲50萬美元。

  6月20日,比特幣最大交易網站Mt.Gox受到黑客攻擊,比特幣兌美元的價格從18美元急落至0.01美元,其註冊用戶資訊被泄露。

   比特幣出現於2009年初,一開始在極客圈中流通,2011年4月開始,它的關注度和價格開始擡升,比特幣最大交易網站Mt.Gox最近宣佈他們有6萬 用戶。比特幣專案組的埃米爾·塔吉(AmirTaaki)估計全球使用比特幣的不到10萬人。目前已經有不少網站接受比特幣支付。

  比特幣專案組完全由一群兼職的志願者組成,沒有報酬。這個組織主要是以軟體發展爲主,即給比特幣的開源軟體寫代碼,做升級。

  圍繞它的爭議也隨即開始。有人盛讚它是貨幣的未來,也有人擔心這是一場龐氏騙局,還有人認爲它將毀於政府的圍剿。

  美國互聯網創業者和博客作者詹森·卡蘭卡尼斯(JasonCalacanis)及其團隊,在2011年5月中旬發表了一份比特幣調研報告,稱其爲史上最危險的貨幣。危險在於,這種貨幣可以影響政府,攪動經濟,提供無法控制的全球走私交易。

  無人發行的貨幣

   2009年2月11日晚上10點27分,一個名叫中本聰(SatoshiNakamoto)的人,在P2P基金會(p2pfoundation)網站上 發帖,稱自己開發出了一個叫作比特幣的開源P2P(點對點)電子現金系統,它完全去中心化,沒有中央伺服器或者託管方,所有一切都是基於參與者。

  中本聰在這條帖子中寫道:傳統貨幣最根本的問題,是信任。央行必須讓人信任它不會讓貨幣貶值,但是歷史上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銀行本應該幫我們保管錢財並以電子化形式流通,但是他們放貸出去,讓財富在一輪輪的信用泡沫中浮沈。

  在比特幣的官方網站上,有一篇中本聰的論文,詳細講述了比特幣的技術原理。簡而言之,比特幣基於一套密碼編碼、通過複雜演算法産生;任何人都可以下載並運行比特幣軟體而參與制造比特幣;比特幣利用電子簽名的方式來實現流通,通過P2P網路來核查重復消費。

  到2140年之前,比特幣的總量爲2100萬個,如果有需要,每個比特幣還可以切割爲10的8次方份,所以不會出現因總量不夠通貨緊縮的情況。

  和傳統貨幣最大的不同是,比特幣沒有一個中央發行機構。而更吸引人的方面在於,人們只需要打開電腦,運行比特幣軟體,就可以參與比特幣的製造。這種方式被稱爲挖礦。

  比特幣基於加密演算法的生成辦法,一方面取代了央行,另一方面解決了信任問題。中本聰認爲,自1990年代以來電子貨幣(如Beenz、Flooz等)嘗試的失敗,也是其中央控制的本質所造成的。

   比特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嘗試去中心化、不再基於對中央發行機構信任的貨幣系統,這個特徵受到最多的追捧,被譽爲是貨幣的未來。但比特幣專案的媒體關係 負責人斯特芬·托馬斯(StefanThomas)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並不認爲比特幣很快將取代美元歐元等主權貨幣。

  有意思的 是,2010年末,創始人中本聰完全退出了這一專案。除了比特幣專案之外,在整個互聯網上幾乎找不到這個神秘人物的任何痕迹。比特幣的官方網 站,bitcoin.org這個功能變數名稱,註冊於2008年8月18日,功能變數名稱和伺服器都託管在芬蘭赫爾辛基的一家小型主機託管商(LouhiNetOy)處。 第一個使用比特幣的是一個使用密碼郵件的人,身份無從查證。

  有人懷疑他是一個團隊的化名。如果中本聰在P2PFoundation上留下的資訊是真的,那麽他是名男性,今年39歲,來自日本。

   到目前爲止,沒有人見過中本聰,“或者說,即使有人見過,他也會對此保持沈默。”比特幣專案的核心成員之一埃米爾·塔吉(AmirTaaki)對南方周 末記者表示,中本聰本人就是比特幣去中心化本質的一個很好的體現。他逐漸淡出這個專案,以創造一個真正去中心化的體系,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比特幣可以做什麽

  真正讓比特幣聲名鵲起的,是一個叫作絲綢之路的秘密購物網站。

   這個秘密網站創建於2011年2月,是一個類似於eBAY或者淘寶的B2B電子商務網站,在這裏可以買到各種藥物,當然也包括毒品。要去往絲綢之路十分 複雜,靠URL是行不通的,瀏覽器並不能直接把你帶到那兒。必須經過一系列技術配置,你才能通過一個叫作TOR的匿名網路工具到達。

   絲綢之路的管理者們崇尚阿哥拉主義(Agorism)的說法,認爲“國家是暴力、壓迫、盜竊和所有形式的脅迫的主要源頭”,鼓勵大家“不要再用你的稅收來 給國家提供資金,直接去黑市。”信用卡、貝寶或者其他網上支付方式,基本都是通過實名認證,可追蹤或遮罩的。它們都被排除在絲綢之路的支付之外,這裏唯一 受歡迎的是比特幣。因爲它是匿名支付,追蹤起來不是那麽簡單。

  絲綢之路很好地展現了比特幣的應用場景之一,也帶來了外界對比特幣的不好印象,與毒品沾邊之後,更是讓人産生了政府可能圍剿比特幣的擔憂。

   當然,用於現實生活中毒品交易的支付工具———現金,同樣也是匿名的,人們怪罪的是販毒行爲,而不是支付工具本身。比特幣核心團隊成員之一傑夫·伽濟科 (JeffGarzik)事後解釋說,比特幣並非絲綢之路用戶所想的那樣是匿名的。因爲所有比特幣的交易都在公開日誌中存有記錄,在法律強制實施時,可以 使用高端網路分析技術追蹤交易流量,從而找到比特幣個人用戶。

  而且,比特幣在網路上的用途已經越來越廣泛,並不僅僅局限於絲綢之路網 站。比特幣專案的另一名核心成員尼爾斯·施耐德(NilsSchneider)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用比特幣來支付大部分在線購買物品(如程式員工資、 伺服器租賃、功能變數名稱費等),同時還會兌換成貨幣用來支付食品等等。

  作爲新生事物,比特幣尚未納入任何法律規範範疇,不少人對此很高興。但是,針對那些圍繞比特幣的議論,“我們必須要掌握主動權以確認比特幣被正視。如果我們採取行動,而不是坐等比特幣被寫進法律法規,這樣我們將掌握更多主動權。”比特幣專案開發者之一埃米爾·塔吉說。

  埃米爾·塔吉的另一個身份是比特幣顧問團(www.bitcoinconsultancy.com)的聯合創始人。比特幣顧問團的主要工作內容,就是與各地的律師、規則制定者、商人們溝通圍繞比特幣的經濟、法律、政策環境等問題。

  回報率260000%的投資品

  2011年6月3日,SmartMoney的一篇報道說,過去一年裏漲幅最大的貨幣,是澳元兌美元,漲幅爲27%;而比特幣兌美元,從一年前的0.5美分到6月3日的10.5美元,漲幅是200000%。如果以7月5日的13美元計,這個漲幅會去到260000%。

  就像互聯網讓數十億人接觸到無限資訊一樣,比特幣讓人們得以進入全球市場。作爲電子貨幣,除了交換商品之外,比特幣也建立了一套與主權貨幣兌換的機制,以實現更好流通。

   再加上比特幣的演算法中規定了單位時間裏所能産生的比特幣的固定數量,大約10分鐘生産一個block,2009年每生産一個block獎勵50個比特 幣,每隔四年減半,通過挖礦獲得比特幣,將隨著時間推移、加入人數的增加而難度不斷增大,通過主權貨幣購買比特幣,也是一個重要途徑。

  各種交易平臺也就順勢而生。早期的比特幣專案參與者,如埃米爾·塔吉就搭建了Britcoin.co.uk平臺,從事英鎊和比特幣兌換。

  來自愛爾蘭的詹姆斯·麥卡錫(JamesMcCarthy)搭建了一個比特幣現貨全球交易平臺(GlobalBitcoinStockExchange),下設五個小公司。除了比特幣兌換,他還嘗試著提供租、借、投資等服務。

   詹姆斯兩年前來到中國,在江西一所高校任教。他從2010年10月開始聽說了比特幣,並開始使用,應該是中國境內最早使用比特幣的人。最開始他用自己的 電腦挖礦,一個星期挖到1000塊比特幣。因爲太太抱怨電腦全天開著噪音太大,他沒有再繼續,而是將精力轉向了比特幣交易。

  參與比特 幣專案的人之中,除了極客,還有一些來自金融行業。約翰·馬特尼斯(JonMatonis)曾是VISA的首席外匯交易員,現在成爲了比特幣的倡導者。6 月比特幣的幾次大漲大跌,都伴隨著大手筆買賣的加入。好在目前比特幣盤子太小而對金融業人士吸引力有限,目前還不足以讓他們加入並投資,否則比特幣交易額 起伏會更大。2011年5月以來,比特幣也吸引了更多中國人的參與,挖礦兌換成貨幣,是目前最主要的參與形式。南方周末記者加入的幾個比特幣群中,大家討 論最多的還是如何配置電腦挖礦,何時能夠回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類似中國這樣的市場,如果沒有可供比特幣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出現,隨著挖礦難度的上調,人們失去對比特幣的興趣,只是時間的問題。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台傳真機,那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世界上的傳真機越多,對於擁有傳真機的人來說其價值越大。同樣的道理,參與比特幣、接受比特幣的人越多,比特幣的價值更大,更有保證。

  不過,前面提到的比特幣錢包盜竊事件、交易網站Mt.Gox黑客事件,雖然側面映證了比特幣的價值正在爲人們所認可,但也在提醒比特幣專案組,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比特幣的發展將面臨致命瓶頸。

美國的中概股集體信用危機

一年來,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概念股(中概股)集體陷入信用危機,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被停牌或退市。無論是真 造假還是被錯殺,他們的聲音都值得聆聽。其中一位不願公佈姓名的退市者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他上市與退市的經過,他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給出忠告:如果你想 上市,一定不能找短線操盤手;如果你想繼續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待,得把審計公司和律師所的關係處理好,否則還是安心發展企業吧。

  ■過去很多銀行行長專程到公司拜訪我並給予大額授信,但現在他們都不接我的電話了

  ■我是底層工人出身,對資本市場幾乎一竅不通,我只能跟他們說:你說的我都聽不懂,但你是朋友介紹過來的,那咱們就是哥們,就照你說的做吧。

  ■我已經掏了1000多萬美元的服務費了,可他們還在向我要錢,而且一張口就是500萬

  ■如果再讓我選擇一次,我一定會對這些資本掮客說不

  □口述者:中國北方一家科技公司董事長(其公司是這波中概股信任危機中最早退市者之一)□採訪整理:南方周末記者張育群

   在渾水公司發佈了那份看空報告後20個小時,我疲憊不堪地從紐約回到了國內。一周後,也就是2010年年底的一天,我向美國審計公司“承認”部分合同存 在問題,接下來,鋪天蓋地的電話和譴責幾乎把我淹沒了。“這件事對你和公司的500名員工,會有多大傷害?”市長在電話裏問我。我疲憊不堪地趕往他的辦公 室,這位56歲的市長馬上湊近過來問了我一堆問題。

  6個月之後,我對這個問題仍然沒有一個特別準確的答案。在這半年裏,我經歷了創業 以來最大的一次考驗,甚至險些沒有熬過去。這股質疑小盤中國概念股的浪潮中,一些生長在反向並購流水線上的創業公司,在美國資本市場遭到做空者的集體圍獵 ———我的公司不幸成爲最早退市的企業之一。

  如果這一切沒有發生,我的公司仍將是行業裏有潛力的明星企業。我有著白手起家的故事。從2003年創業至今,在短短七年時間裏,公司成爲了這個競爭並不激烈的領域內的未來之星。在過去四年時間裏,每年銷售收入都以100%以上的速度增長。

  但這一切均伴隨著渾水公司的那一份報告戛然而止。退市後,諸多大合同因信譽受損而無法繼續。在過去,很多商業銀行行長專程到公司拜訪我,並給予大額授信;到如今,各家銀行都給予了公司信貸風險警示,我現在給行長們打電話,他們都不接了。

   不僅僅是我,員工們在退市後半年多的時間裏一樣是戰戰兢兢。春節後,德勤會計事務所及斯格特事務所的獨立調查組在公司駐紮了45天,並和員工挨個見面盤 問。這對大夥産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們中許多人因爲聽信了公司要破産的謠言而辭職。這讓我不得不花費更多精力去和公司骨幹交流,甚至許諾提前支付五年的薪 水,勸他們留下來。

  行政力量推動上市

  四年前,地方官員鼓動我們上市———中國官員的政績單裏包含這兩項重要內容:招商引資必須要達到多少,必須有多少上市公司。

  在官員們的推薦下,我接觸到了香港和美國的幾家仲介機構(如果時光倒流,再讓我選擇一次,我一定會對這些資本掮客說不),並和他們簽下上市意向書。這些公司聽上去名聲都很大,什麽“道格拉斯公司”之類———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小公司。

  這些資本掮客們竭力鼓吹在美國反向並購買殼上市的好處———費用極低,融資很快。他們同時強調自己技術熟稔,在最近幾年,這類手法已經成功將幾百家類似於我們的中國企業送到美國資本市場。

   作爲一個底層工人打拼出來的創業者,我對資本市場幾乎一竅不通,只能跟他們說:你說的我都聽不懂,但你是朋友介紹過來的,那咱們就是哥們,就照你說的做 吧。隨後,在他們操作下,我的公司採用“反向並購”的迂回方式,買入美國OTCBB(美國場外櫃檯交易系統)的一家殼公司並實現上市。

   牽頭的財務顧問公司向我們介紹包括審計師事務所、投資者關係公司等整個鏈條上的服務機構,那些審計所和律師所聽上去也都很大牌,結果一見面發現全是美籍 華人(後來我才知道,這些都是很小的、不知名的、不那麽讓人放心的機構)。爲我們出具審計報告的會計師事務所,來到中國辦公室裏第一件事情是收幾十萬美 元,再予以簽字———這家聲名狼藉的會計師事務所後來在漩渦中推卸責任,並進一步把我們推向深淵。

  兩年換了四個CFO

   從外界看來,上市是一個值得炫耀的里程碑,但對掌舵者來說意味著更多的責任和繁忙。我得面對無數藍眼睛高鼻梁的外國投資者,每個月我都必須飛美國一趟, 會見各個投資者。爲了省錢,我們都坐公務艙去,一飛十幾個小時,腿都腫了,每個月到了要飛美國的時候,都要下很大的決心。在這些國際航線上,頭等艙都是投 行和律師———在過去五年愈益蓬勃的中國概念股上市的業務中,最大受益者也是這些人。

  每個月我要在美國開三天會,再加上路上的時間, 一個月有一周的時間都花在和投資者交流與倒時差上。我經常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所以每次都帶一箱速食麵過去。儘管十分不願意去國外參加投資者會,但他 們總告訴我說必須去———不去股票就要跌,投資者就會認爲你對股民不重視,或者企業有問題。

  即使回到國內也沒得清閒。在過去兩年,中國已經成爲全球投資者的應許之地,每周都會有投資者來中國開會,投資者和仲介機構過來拜訪你,沒有哪家我可以不接待,否則他們又要寫報道說我們不行了。最後我看老外都長一樣,累得都記不住他們的名字和臉了。

   從OTCBB市場轉至主板時,我們換了一波仲介機構。當時根本不懂怎麽找律師、找審計公司,都是美國投資者介紹過來,簽合同,一個月給多少錢,幹什麽 活。在上市後,我們也被指責爲兩年內換了四個首席財務官(CFO)———這是因爲在很長時間裏,我們通過獵頭、朋友和投資者等各種關係,卻發現找不到一個 熟悉美國資本市場且願意呆在這座城市的CFO。

  資本市場的羔羊

  2010年一季度,我們公司毫無懸念地創下銷售業績的新高。相比2009年同期增長三成多,股價也沖到了歷史最高位,然而我沒有想到,在表面繁華之下,危機正在集聚。

   對華爾街的股票做空者來說,高股價的小盤中國概念股一直是其夢寐以求的狩獵物件。幾乎毫無預知,我還在美國參加董事會的時候,一家名爲渾水的研究機構發 布了一篇針對我們公司的報告,稱找到了地方稅務部門2009年的納稅證明,發現我誇大了營業額;同時稱給幾家客戶打了電話,發現我們的客戶及合同根本不存 在。

  渾水公司看似無懈可擊的報告讓投資人産生了恐懼,並導致我們股價在隨後的一周暴跌,直至我們主動停牌時,已經跌去了60%。交易所也於此時下發了退市通知,稱除非我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出來,否則公司將直接摘牌退市。

  我當即明白有做空機構盯上我們公司了。看到報告那天,我立刻訂了下一班飛機回國。這時我的電話已經被打爆了,股東、律師還有家人,都問我有沒有什麽事,因爲國內謠傳我被扣在美國了。

  渾水公司是一家營利性機構,他們向投資者出售研究産品及服務。更重要的一部分收入來源,則是他們每次發佈看空報告前,就已經做空這一股票,待股價下跌後再平倉獲利。在這一年裏,渾水公司通過獵殺多家公司成爲了華爾街的明星企業。

  讓人感到吃驚的是,在做空我們公司時,部分中國企業落井下石甚至推波助瀾。從渾水公司的報告,我一眼就看出了渾水背後我們國內最大的競爭對手的身影,他們希望借助渾水的力量把我們幹倒,從而成爲行業裏的霸主。這讓我非常憤怒。

   告訴渾水公司通過稅收證明來判斷我們的營業額,應該是這家競爭對手的傑作,這顯然能讓稅收政策與中國迥異的美國投資者相信———在國內,稅務局如果看到 我們企業今年納稅任務已經完成,則允許今年營業額的部分稅款暫緩上交,放到明年再繳納,這是很常見的一種作法,爲的是避免下一年度更重稅收任務的財務安 排。另外,從企業自身經營角度而言,上年度如果我的流動性不充裕,我可以延緩到下一年度繳納稅款。渾水公司卻把這個稅收證明當成最鋒利的匕首,刺向了我 們。

  然而,壓垮公司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我們的審計公司的報告。在主動將股票停牌的四天後,那家每年收取我們近30萬美元費用的審計公司,把我們的電話會議錄音提供給美國證監會(SEC):他們稱我在電話裏承認了造假,其中部分客戶合約子虛烏有。

   這些合同並非虛構,而是跟客戶簽訂的框架協定,我曾經在過去一再跟他們強調,框架協定執行還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但這家審計公司跟我說只要是協定就有 效,可以計入報表。不過在遭到投資者質疑時他們卻矢口否認這些合同的合理性了。隨後,我就接到了退市通知———在這輪與資本空頭的鏖戰中,我坐了一回人生 的過山車,最終以完敗收場。

  在過去兩年時間裏,我也沒有賣過一手股票———因爲不懂,也沒有人幫我參考。所以很多人說我們拉高股價實現高位融資,這讓我感到很委屈。我們是資本市場上無知的羔羊,被空頭們盯上的羔羊。對同被獵殺者的忠告

  退市給我的日常經營帶來了巨大損失。2010年我跟一個客戶談定了一個8億多元的專案,可到現在,他開始猶豫要不要與我簽合同了。那客戶跟我講:從你個人人品我們相信沒有問題,你企業的技術實力沒有問題,可是有一點,我把預付款給你,你幹到一半倒閉了怎麽辦?

   幾個月後,美國資本市場上中國概念股泡沫徹底破滅。中國高速傳媒、中國教育集團、中國綠色農業……衆多“羔羊們”被空頭一一獵殺。在過往5年,中國新股 上市的業務愈加蓬勃,絕大部分都是真實和可信的公司。當然,也會有一些害群之馬存在。只是無論如何,最終獲益的,並非企業本身。

  通過 這次危機和一些審計公司接觸,我吃驚地發現在美國,官司是能把企業拖垮的。遭到投資者質疑後,我們花了大價錢找來幾家國際大行做調查報告,希望能幫我們正 名。他們聲稱能夠45天調查出來,但卻審計了三個月,每拖一天就意味著我要付出更多的服務費用,後來我已經掏了一千多萬美元服務費了,現在他們還在張口跟 我要,而且一張口就是500萬美元———我總共融資才融來1億美元,這些看上去溫文爾雅的仲介機構,他們是想把你吃得只剩一張皮。

  前 幾天有幾個美國律師給我打電話,說願意免費給我們打官司,我想都沒想就挂了。舊時江湖已遠,我早已置身於外———我對重新上市已經不抱幻想了。做實業的人 就應該離資本市場遠一點。這些天,我經常看《華爾街風暴》、《華爾街不相信眼淚》等書,這些書描述的公司跟我的經歷有些相通。越看心裏越鬱悶,悔不該當 初。

  仍不斷有中國概念股被空頭們拖下水。這堅定了我一個看法:中國企業要在美國上市,一定不能找短線操盤手,他們會把你害死,你一定 要找長線投資者和服務商。上個月,我給另一位置身漩渦中的中概股老闆打電話,告訴他:把心態穩住,量力而行。如果你想繼續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待,你得拿出超 過1000萬美元的資金做預備,把審計公司和律師所的關係處理好;否則還是安心發展企業吧。

2011年7月2日 星期六

炒錢

在這個炒錢的背景下,高息攬儲的“龐氏騙局”不斷增加,各種各樣借貸的糾紛也層出不窮,做實業的也做不下去了,拿出錢來炒錢,甚至有人拿棺材錢來炒錢了。
  之前炒得很凶的“蒜你狠”變成當前的“蒜你賤”,熱錢跑到哪去了?難道真的良心發現,歸隱山林啦?但是5月份的通脹率還是5.5%啊,絲毫沒有下降,這說明整體性的流動性還在。我來套一句流行的話說,熱錢的投資産生“結構性”的變動,不炒蒜,炒錢去了。
  何謂炒錢?這是個新名詞,我來定義一下:遊資的主子們不拿著錢去賤買高賣具體商品,而拿去放貸,利滾利,吃利息。

我們先來看看,高利貸公 司如此活躍的原因是什麽?我認爲,這是我們央行調升利率不果斷,以及屢屢提高存款準備金的必然結果。2011年以來,存款準備金已經五次上調,而且央行官 員認爲,存款準備金無理論上限,也就是說,目前的21.5%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而只有天空才是極限。這項低利率、高準備金的政策造成銀行資金普遍緊張, 所以高利貸公司遍地開花。
  爲何利率如此僵化,而準備金被調得如此頻繁?因爲準備金的調整不會引起社會很大的反彈,只有幾大國有銀行會把辛辛苦苦攬儲來的每一筆存款,心不甘情不願地向央行奉獻五分之一。但是這些銀行掌握著壟斷的利潤,自己小日子過得很不錯,無需同情。
  我們再具體來看看這項低利率、高準備金率的政策的受益者和受損者分別是誰,這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瞭解這項政策被堅持下去的原因。
  首先,有房貸的有産者有福了,他們的每個月的月供不需要調整;要買房的人有禍了,銀行沒錢了,他們很難拿到按揭貸款。
  其次,大型央企、國企有福了,因爲商業銀行除了上繳五分之一給央行外,另外的五分之四還可以保證央企的低融資成本;中小企業有禍了,五分之四給央企就差不多了,“地主家也沒有餘糧”給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只好求助於高利貸公司。
  再次,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國家的重點工程,例如高鐵等專案有福了,因爲這些專案還可以以補貼性質的低成本,繼續借錢;而關乎民生的保障房的工程有禍了,沒錢,哪能開工啊。  最後,我們這些小民有禍了,不僅把錢存在銀行得到的是實際負利率,而且,通脹還在以小強的姿態頑強地持續著,我們的生活成本繼續攀升。而且,最近的股市還像大廈般呼喇喇的往下傾,讓我們存錢也不是,投資也不是,持幣恐慌著。
   所以,目前的低利率政策保護的是央企們的廉價資金、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以及國家重點工程,損害的是中小企業以及我們這些草民。換個角度來看,央行即使想 提高利率,估計也會收到各個同級別央企老總的邀請喝茶的電話,而我等草民及中小企業可沒有央行的電話,更沒有邀請他們一起喝茶的特權。
  這些低利率、高準備金率的政策後果是什麽?如果只是地主家的餘糧來餵養特權階層,那也罷了。但事實上,特權階層佔據著廉價資金,擠出了中小企業用錢的可能性,有可能導致産業結構的高風險。

爲什麽這麽說呢?高利率代表高風險,當中小企業只能以100%的利率湊到錢,這等於是飲鴆止渴!有怎樣的專案可能達到100%的利潤?毒品?有可能;挖 煤?有可能;壟斷行業?有可能。但對於中小企業來說,壟斷行業進不去;挖煤嘛,可以,大家可以看看鄂爾多斯的小額貸款公司的紅火程度,但不能每個人都有煤 可挖吧;於是乎,大家倒賣毒品去,或者炒錢去。當然,毒品的例子是極端的,但正是這個極端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在雲端之上的民間貸款利率會擠出安全的長期項 目,因爲這些專案的回報率不足以負擔利息成本。

希望央行能儘早恢復到調漲利率的周期中來,讓實際負 利率的情況消失,我們草民可以安心地把錢放在銀行,我們對商品的需求會減少,恐慌性投資也會減少,這有助於控制通脹。同時,銀行資金有效供給可以增加,除 了滿足特權階層的用錢需求,中小企業也能正常貸到款,炒錢的行當自然可以消失。
  當然,我的房貸月供又得增加,但這也沒辦法,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啦。(作者爲中央財經大學外匯儲備研究中心主任)

2011年4月16日 星期六

利率與匯率自掃門前雪

利率與匯率自掃門前雪

 利率和匯率作爲國內資金市場的價格和外匯市場的價格,是每個國家經濟體中最重要的兩個價格,也是內部調整和外部調整的信號。一般來說,如果外部市場出現不均衡,應該調整外部市場價格,也就是匯率;如果內部市場出現不均衡,應該調整內部市場價格———利率。如果外部不均衡用內部的價格來調整,會讓內部市場産生不應該有的扭曲。任何對價格的扭曲都會造成資源的錯配。

  所以,利率和匯率應該各人自掃門前雪,在自家門前雪掃清之前,不要到別人家去串門、嘮嗑,甚至越俎代庖,把人家原本和諧的小家庭搞得雞飛狗跳。

  中國數十年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爲我們積累了財富,但也造成了外部市場的極端不均衡。鉅額的貿易順差給央行帶來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爲了保持匯率的適度穩定,央行不得不在外匯市場上買入過剩的美元,形成超額的外匯儲備,又給外管局和中投帶來管理鉅額外匯的痛苦。當央行在外匯市場買入美元,賣出人民幣的同時,國內的流動性增加了。而央行不能及時地回收流動性,於是通脹擡頭,國內價格體系被扭曲,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資金價格進一步被扭曲。

如果我們央行在第一時間就不干預,或儘量減少對外匯市場的介入,會發生什麽情況呢?出口盈餘自然轉化爲中國的外匯市場上的美元供給過量,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同時,國內市場處於均衡,價格水平不變,於是,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造成了實際匯率升值,中國的外貿品變貴了,出口部門的盈餘減少。外部不均衡也就相應減少,而國內市場的均衡始終被保持著,經濟最終回歸到內部、外部雙均衡的理想狀態。

學學韓國吧,其實不大,但是處處顯大。不僅遼寧、上海是他們的,端午節是他們的,現在聯合國也是他們的了。我們實際應該學習的是他們真正浮動的匯率制度,這是對穩定國內市場的重視,是一個“大”國應該有的一個態度。讓匯率的調整來掃外匯市場的雪吧,如果內部市場已經是均衡的了,就別讓利率來攪和了,各管各的,挺好!(作者爲中央財經大學外匯儲備研究中心主任)

2010年9月18日 星期六

衡量“中產階級”

對此,學者提出的在全球範圍內衡量“中產階級”的方法有二,一爲全球標準,以全世界各國的人均收入加權排序,然後取出其中的中間收入階層,大約是收入中間值的75%至125%之間。

  根據這一方法,世界銀行《2007年世界經濟展望》中,將全球人均收入介於巴西和義大利兩國人均收入之間的個人認定爲中產階級———每天消費在10美元至20美元之間的人群。根據這一標準,2007年全球人口中,大約4億人,爲“全球中產階級”。

該份報告解釋說,以全球視角衡量,很多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會被認爲是“富裕人群”,而許多發展中國家 的富裕人群,會被納入“全球中產階級”範疇。“全球中產階級”通常意味著“他們會購買汽車、大量耐用消費品,並且出國旅行”。第二種方式是區分發達國家和 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標準。世界銀行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將人均收入在70個最窮的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線(每天消費2美元)作爲下限,而美國的貧困 線(每天消費13美元)爲上限,劃定了“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標準。於是,這一文章中的每天2美元的下限,加上世界銀行的“全球中產階級”20美元日消 費上限,即成爲亞洲開發銀行報告中“亞洲中產階級”的定義範圍。

MiddleClass的概念,普遍認爲源自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相對於掌握著土地和政權的貴族、依賴替貴 族工作爲生的農民而言,當時法國已經産生了一個獨立於這兩個階級之外,並且足可以挑戰貴族政治壟斷的“中間階層”。從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看,這個中間階 層,就是“資產階級”。

在中國,至少上世紀90年代前,並不存在對“中產階級”的研究。直到2005年,國家統計局才“根據國際標準進行換算”,完成了對中國中產階級的定義,家庭年收入在6萬至50萬元人民幣之間的國人,即中產階級。

2010年6月26日 星期六

中國經濟被迫轉型,“超級熊市”就此誕生?

2010年的種種迹象顯示,在經過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進入一個由高速增長到中低速增長並包含 著一系列極其複雜的社會及政治變革的新的轉型時期。作爲經濟的晴雨錶,中國股市將如何映照新舊增長方式的轉換?獨立評論人袁劍給出的答案是“一個超級熊 市”。正如不同人眼中的半杯水並不一樣,樂觀者見到半滿,悲觀者見到半空。袁劍屬於見到半空的人。不論這個悲觀的預期是否成真,其文所反映出的中國經濟增 長方式轉型的現實確實已迫在眉睫。

  □袁劍

  2010年1月12日,中國央行“意外”調高準備金。第二天,滬深股市 以大跌報收。

  絕大部分投資者並沒有意識到,這並不是一次普通的下跌,而可能是確證了一個超級熊市的正式來臨。它意味著,從上證指數達 到6124點的2007年10月份算起,中國股票市場將進入一個長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超級熊市周期。

  如果歷史能夠爲我們提供某種啓 示的話,那麽,日本1989年地産泡沫崩潰之後的股票市場,將是中國證券市場未來最有可能的歷史鏡像。在1989年年底到達38915點巔峰之後,日本股 票市場一直處於反復震蕩,不斷尋底的過程之中。然而,誰都不會料到,日本這一尋底之旅竟然長達20年之久,至今仍不知底在何方。

  對應 於這一長期熊市的,則是日本經濟深陷泥淖、一籌莫展的經濟低迷。對於日本經濟這種幾乎類似於植物人的現象,大多數論者將其歸結爲地産泡沫或者日元升值,這 顯然是對複雜歷史的一種學術簡化。以一種更加宿命的角度看來,所謂日本奇迹在1989年之後所遭遇的“悲慘世界”,與其說是日本特殊的政策失誤所造成的, 倒不如說是一個經濟體從成長到成熟過程中必然要承受的普遍命運。而其中蘊含的一個更加深刻的歷史教益則是:一個以外需爲主的大型經濟體在其轉型並持續保持 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將會遭遇多麽令人生畏的挑戰。

  不幸的是,2010年的種種迹象顯示,在經過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進入一 個由高速增長到中低速增長並包含著一系列極其複雜的社會及政治變革的新的轉型時期。較之前面三十年的轉型,這個轉型的複雜與困難程度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泡沫式增長無以爲繼

  2008年上半年,中國出現了自1994年以來最爲嚴重的通貨膨脹。事實上,這並不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通脹,而 是中國延續了二十餘年的經濟增長方式無以爲繼的一個明確信號。這種以高投資、高消耗、高外部依存、低權利、低福利爲本質,以追求GDP速度爲目標的發展方 式,不僅在經濟上難以持續,也在政治及社會等廣泛領域造成了高昂的代價。

  然而,這個故事被一個規模更加宏大,更具有震撼性的故事搶走 了眼球。2008年秋季肇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讓中國的困局變得異常模糊。外部需求的瞬間坍塌不僅神奇地澆滅了中國的通脹之火,也使中國模式自身的嚴重缺 陷穿上了最好的防彈衣。

  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的經濟管理者已經充分地意識到了中國模式的隱患所在,試圖給經濟降溫並在溫和的增長環 境中實現轉型。但突如其來的危機完全打亂了他們的議事日程,轉型之路被迫中斷,並迫使他們祭出最激進的反危機措施。結果,信貸之火熊熊燃起,資産泡沫四處 泛濫。在2009年,據說改革十分成功的中國銀行業,故態複萌,一年之內放出的貸款竟然高達十萬億之多,而其創造出的貨幣也達到1990年代初期以來的最 高峰。在一個經濟體逐漸成熟,原有增長路徑受到阻礙的轉型時期,要想維持原有的高速增長,泡沫經濟是最爲便宜的辦法(生産率的提高顯然是一個更爲長期的過 程)。有趣的是,正是在這個時候,由於增長速度的降低、實業利潤的減少以及發財欲望的高漲,政府、企業以及居民都具有最強烈的製造泡沫的衝動。2008年 金融危機之前,已經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泡沫經濟的某個階段。其突出的信號是,中國股市已經在2007年10月達到創紀錄的6100點, 這比2006年年初的1200點足足上升了4倍有餘。由於中國銀行業與資本市場的有某種程度的防火牆緣故,在隨後的股市崩潰中,中國銀行業的資産負債表並 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與此同時,中國房地産市場,也開始進入高位盤整並有逐漸回落的趨勢。及至危機爆發,由於信貸的快速擴張,中國股市開始從低位迅速反 彈,而房地産市場則更是像注射了興奮劑一般,從高位掀起了一輪極其狂熱的價格博傻。

  一個與地産泡沫密切關聯,但頗富中國特色的信貸泡 沫,則是所謂地方融資平臺公司製造的。保守的資料顯示,數以千計的地方融資平臺去年一年的貸款總量爲3.8萬億,不僅占到去年新增貸款的40%,貸款餘額 更比2008年年初暴增2倍多。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貸款中的絕大部分都是以價格已經高度泡沫化的土地收入作爲還款基礎的。也正是這些地方平臺,相當程度 上支援了去年的主要投資,也支援了去年的經濟增長。

  一年多的信貸及貨幣擴張下來,中國M2/GDP在2009年年底達到創紀錄的 180%左右,這個資料遠遠超過美國的65%以及日本的110%。不管如何解讀這一資料,但有一個事實恐怕十分明確:在當下,中國經濟領域內充斥著巨量躁 動的貨幣,它不是轉爲強大的通脹壓力就會變成可怕的資産泡沫。更糟糕的情形則可能是兩者同時出現。

  本意是要維持適當經濟增速的刺激政 策,卻將一個正要消退的資産泡沫瞬間撐到了極限,雖然並不是太意外,但卻讓中國經濟管理者頓失騰挪空間。他們贏得了時間,但卻可能已經喪失了空間。

   舊增長方式的終結

  在加入世貿之後的若干年中,中國度過了一段低通脹、高增長的黃金時代。這種集體記憶被一群視野及立場都非常可疑的 經濟學家逐漸培育成了一種牢固的迷信:中國具有某種特殊的高速增長能力,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中,我們仍然可以不付代價或者付出很少代價來繼續這個增長神 話。

  事實上,支援中國在前面一段時間中實現低通脹高增長的歷史條件無非如下幾端:由政策壓制及人口紅利共同作用下的低價格勞動力;由 權力壟斷所形成的低價格資源和環境;由全球市場擴張所帶來的高市場需求,由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礎設施所推動的高投資。越來越清楚的是,這些推動黃金增長組合 的基本因素,要麽已經消失,要麽就在逐漸減弱。回想一下投資者們的注意力是如何從低廉的中國製造一夜之間移到大宗産品市場的所謂中國價格的,這一點就不難 理解了。或許,觀察GDP的構成更有助於我們清楚地看清這個格局。

  作爲前一階段推動中國高速增長主要因素的外部需求,一直被寄望甚 殷。但有必要清醒意識到的是,金融危機之後成熟經濟體也同樣處於重大而艱難的轉型期,外需的疲軟很可能是一個長期現象。在日本1990年代遭遇經濟危機之 時,最新一輪全球體系擴張也處於高漲時期,這對於出口導向的日本來說,多少算是找到了一個漂浮於危機之中的救生筏。而這一次,同樣出口導向的中國,卻遭遇 了一個資訊技術革命與全球化雙重紅利逐漸消退的時代。

  在外需不振的情況下,如果希望繼續維持令人難以割捨的高增長,恐怕就只能寄望於 內需因素。高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一個強大的支援因素。在去年,投資對中國GDP的貢獻達到了令人訝異的90%的水平。在過去十多年中,中國超高的 投資率之所以得以維持,乃是因爲在政府“合作”下,企業將大量成本外部化和社會化,從而形成了企業內部的超低成本,加上全球化紅利所帶來的市場需求,使得 過度投資勉強滿足了盈利的基本法則。但顯見的是,在中國社會逐漸蘇醒,全球市場體系擴張受阻的時候,無論成本的削減還是市場的需求都對這種高投資率模式構 成嚴峻的考驗。在基礎建設投資方面,雖然還有餘地,但投資高峰恐已過去。在1990年代突然失速之後,日本用公共財政濫建基礎設施,以至於搞得很多機場門 可羅雀,但仍然無法將日本的增長拔出泥潭。這提醒我們,對中國城市化可以大幅度提高增長速度的論調不能過於當真。

  如此,在構成GDP 的三駕馬車中就只剩下消費可以依恃。對於這個問題,有一種普遍的印象:中國存在嚴重的消費不足,因此,只要更大規模地啓動消費就可確保中國經濟繼續高速增 長。然而,這很有可能是消費率過低所引起的一種錯覺。真實的情況也許是,消費率過低並不是消費本身太低,而是投資率太高的緣故。投資率降下來,消費率就自 然升高。這實際上是一個簡單的算術問題。經驗和資料都告訴我們,中國的消費一直在相當穩定地增長。在一個奢侈品消費已然全球第二,在年輕人瘋狂購買遠遠超 過他們收入水平的住房的地方,說消費不足,與我們的日常經驗嚴重背離。希望以政策刺激以帶動消費爆發性增長,從而填補投資和外需的空白,恐怕過於誇張了。 在中國,消費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障礙是急劇擴大的貧富差距。但這並不是短期可以輕易改變的現狀。

  以上種種莫不強烈提示我們,中國已經 進入一個由高速增長到中低速增長的轉折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目前出現的超級信貸泡沫,正是由於過高估計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能力並因此制定了不切實際的經濟 增長目標所引致的。如果說在金融危機之初,速度的急劇下滑是中國經濟最爲迫近的風險的話,那麽現在,兩種風險與我們都同樣接近:一方面是經濟增長急速下滑 的風險,另一方面則是通脹上升及泡沫即刻破裂的風險。這大概就是溫家寶所說的宏觀調控兩難困境的真實底蘊所在。

  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從 2007年初開始從緊,到2008年年底突然大幅放鬆,再到2010年年初重新從緊,宏觀調控方向的高頻反復說明的是,中國經濟已經越來越難以駕馭,宏觀 調控也越來越力不從心。這也是爲什麽我將2010年年初調整準備金當作長期熊市開端的原因所在。在這背後,隱含著的一個更加深刻的歷史困局則是:中國過去 三十年賴以高速增長並勉力維持著社會平衡的體制潛力已經被消耗殆盡。

  經濟管理者拔高經濟增長速度的本意,是希望爲中國政治、社會問題 的解決提供更好的財富基礎並爲這種解決贏得更多的時間。這種邏輯相當容易理解。然而,目前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最爲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不惜一切 追求速度)本身就是製造政治及社會問題的淵藪。既如此,與其拔高增長速度引發經濟混亂,不如坦然承認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已經下降這一現實。這總比再次放鬆貨 幣政策導致更加難以收拾的局面好。

  一場大型的且症候複雜的經濟調整已經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以此爲開端,在高速奔跑了三十多年之 後,中國將進入又一個極其艱難和痛苦的轉型時期。也因爲這種基本面背景,中國資本市場也將進入一個超級熊市。

  資本市場的洗牌

   在中國新的轉型時期的第一個艱難使命,就是消化和吸收房地産泡沫所帶來的後遺症。房地産泡沫將是把中國資本市場打入熊市的關鍵推手之一,同時,它也奠定 了這個熊市之所以爲熊市的一個重要基本面背景。

  在新一輪轉型時期的另外一個長期趨勢,也構成了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個重要基本面背景,這 個背景就是,中國經濟增長成本的不斷上升趨勢。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及外資企業,向中國社會轉嫁了大量成本。 這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在GDP中份額日趨降低,而政府及企業收入份額節節攀升的一個關鍵原因。這種轉移成本從而獲得利潤的方式極大地鼓勵了企業和政府的盲目 投資,成爲傳統增長模式高投資、高增長迴圈得以維持的一個中國式條件。

  將偷偷和強制轉移出的成本,重新放回應該放的地方,不惟是收入 分配改革的首要內容,更是轉變經濟增長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果其他轉型目標多少還有些模糊不清的話,那麽這一點則在現在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接下來的這 個轉型時期,企業成本的長期上升以及在某些階段的大幅上升,將是可以預見的。中國企業過往損益表中那些不真實的利潤將被清除。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不斷成 熟及全球市場擴張勢頭的減弱,都將導致需求的疲軟。兩相夾擊之下,企業利潤的減少以及公司的頻繁破産都將成爲普遍現象。

  在調整收入分 配已然成爲新轉型時期的時代主題的時候,作爲上一個增長階段主要受益者的中國企業將被迫讓利,以前被列入企業利潤的相當一部分將會更多流向勞動者,流向社 會,並作爲維護基本社會和諧的成本。

  顯然,在未來一個時期,影響中國股票市場估值的因素並不止于成本上升一端。一如前述,新的轉型時 期,是中國經濟日益成熟的一個時期。所謂成熟,硬幣的另一面就是增長速度的顯著降低。無法對這個速度的具體區間作出估計,但它應該顯著低於前面三十年 GDP平均9.8%的增速。

  這對那些體量已經足夠大動不動市值就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型中國公司來說,尤其是一個噩耗。如鋼鐵、地産、石 油化工以及主要爲這些企業服務的國有銀行等舊式經濟增長方式的典型代表性行業,將逐漸失去增長動力。易言之,對於這些公司來說,高成長將成爲如煙往事。在 未來十年,如果經常聽到這類公司增長速度突然大幅降低甚至虧損的消息,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而作爲産能清除的主要
物件,我認爲相當數量的公司可能慘遭淘 汰。那些今天還在爲中國藍籌公司的低估值百思不得其解的人們,很快就會明白:人們爲什麽不會爲這些巨型的公司埋單。道理異常簡單,今天10倍的市盈率 (PE),當明天股價下降一半時,其可能還是10倍。就我們的視野所及,中國相當大一部分上市公司屬於此類。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之所以 極端扭曲,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個最爲原始的邏輯起點是:權利與權力在博弈過程中的極度失衡。無論是勞動力的低工資問題、環境保護問題,還是高投資問題、 公共産品的嚴重匱乏問題、貧富嚴重分化問題,都可以在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很好的解釋。在這樣一種博弈中,政府越是要追求增長的速度,權力對權利的壓制就越 是必要,就越是深重。原因無他,就是要保持經濟增長中的最低成本。而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爲了保持持續高速增長,權利的彈簧實際上已經被壓縮到極致。

   所以,在新一輪轉型時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要義乃是重新恢復權利與權力在博弈過程中的基本平衡。舍此,無以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其中邏輯非常清楚: 只有在權力與權利博弈基本平衡基礎上實現的經濟增長才是好的經濟增長,才是絕大多數人能夠福利改進的經濟增長。也只有在這樣基礎上實現的經濟增長方式才是 可持續的。

  然而,權力與權利博弈從來就不是平靜的,有時甚至是相當激烈的。在這樣一個轉型過程之中,有關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各種 觀念的衝突與辯論將會相當熾烈。具體到中國資本市場,現在看上去確定無疑的功能定位都可能成爲爭吵的話題。所謂轉型風險所導致的基本面不確定,莫此爲甚。

   及於此,從前被奉爲經典的買入持有策略很有可能成爲引發投資悲劇的陷阱。如果從100點到6000點反映了中國經濟在前面三十年由於市場化所帶來的高速 增長的話,那麽在接下來的十年,新一輪轉型周期帶給中國資本市場的,將是一幅反復掙扎的新圖景。就其時間之長,動蕩之頻,突圍之難,恐怕只能以超級熊市概 括。(作者爲《中國證券市場批判》一書作者、獨立評論人)

第三方支付公司


央行的一紙新規,很可能標誌著一個網路金融巨頭的誕生。6月21日,央行發佈《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 法》,正式宣佈開始對“支付寶”這一類不是金融機構卻又做了好多年支付業務的企業發放牌照和進行監管。這些企業,民間一般管他們叫“第三方支付公司”。

其實此前早就有過嘗試。早在2007年,建設銀行浙江省分行就開始通過阿裏巴巴爲中小企業發放了數億電子 商務貸款———在阿裏巴巴,它的名字叫網路聯保貸款。2008年時,支付寶直接與建設銀行合作,爲淘寶賣家提供信貸服務,最多能貸款10萬元。貸款的申請 和歸還都在支付寶賬戶內進行,商戶們在淘寶網積累的信用評級是其貸款能否獲批的重要依據之一。

但衝突已經若隱若現。比如一個大的競爭對手就是銀聯。自2009年初以來,這家由國內80多家主要國有及 商業銀行作爲股東成立的公司,打造第三方支付平臺“國家隊”的信號日益強烈。

還有一家名字就能體現國家隊背景的“國付寶”,隸屬於商務部的這家第三方支付企業成立於2007年,今年 1月份還參加了支付清算行業協會發起人會議。

  而央行最近即將推出的超級網銀,也被外界普遍解讀爲一個對第三方支付不利的信號。

不過,第三方支付們並不這麽看,他們堅持認爲自己是金融機構們的合作者。易寶支付的副總裁余晨說,“銀行 跟我們從邏輯上沒有衝突,就像廠家和渠道沒有衝突。當然也有直銷,比如dell,但你通過渠道買東西,怎麽會和渠道有衝突?”“央行表過態,建設超級網銀 並不是要取締第三方。我們也是超級網銀的補充。”支付寶金融事業部負責人葛勇荻說。

2010年5月30日 星期日

德意志使命的領受者

荷爾德林生活於18、19世紀之間。那時尚無“德國”。所謂“德意志”者,是若干小邦所在的一落後地區的 總名。旁有法、英兩個強鄰,這些同文、同種的小邦,就有立國之志,並有稱雄之心。

荷爾德林對德意志使命的感受,乃是“神聖”的一路。他深感世界的靈(Weltgeist,或荷爾德林稱的 時間之主),就要降臨日爾曼了。所謂“世界的靈”,或近於我們所稱的“天命”,惟偏于文化,而非政權。又這靈是在時間裏展開的,那結果便是“歷史”。因此 這歷史,實非我們平素說的,乃人類以往經驗的總和。它是靈的歷史,正統論的歷史;凡不在正統的民族,都不配有“歷史”的名字。又這靈初展現的地方,是巴勒 斯坦,而後是希臘;中經羅馬後(似羅馬屬於希臘的“閏統”),又飛越阿爾卑斯山,正奔德意志而來。又天命的每一次降臨,都實現爲一果子:希伯來宗教(包括 此後的基督教),希臘的文明。後之而起的民族,須在前二者的基礎上,去領天命,方可成爲正統的一環節。故所謂領天命,乃是以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去繼承、改 造、提升兩個傳統。這便是德意志的天命之所在,亦其對歷史、對文明的使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