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了嗎？

從這種悲觀的角度來看，人類歷史非但不是道德的進步史，反而只是爲惡能力的發展精進罷了。《舊約·聖經》說，人類偷吃過伊甸園裏的智慧果，獲得了善惡的分辨能力與自我意識，結果自以爲是，是爲與神疏離、隔絕的開始。

同樣的，近代人墮落與敗壞的主因，在於妄想憑藉啓蒙理性，脫離純真、高貴的原始自然狀態，發展現代意義下的文明，結果身受文明各種弊害的詛咒。從18、19世紀的道德進步史觀，追求啓蒙與文明，以“進步”爲時代的關鍵字，到今天對於“進步”産生強烈的反感、視“道德進步”爲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僞善心態的泛黃遺迹，以至於批判啓蒙理性、批判現代性成爲一種蓬勃的學術、思想大産業，其間的對比變化，令人吃驚。

事實上，動物意識與動物保護意識，當然是有歷史的演變與脈絡的。當動物保護在19世紀的英國初次成爲“運動”之時，它正是當時中產階級“道德改革”運動的一環，與廢止奴隸制、扶助下層女性、反對酗酒、改革獄政、拯救娼妓、禁止童工等等旨在改善社會風氣的運動連在一起。後人喜歡批評19世紀的道德改革運動是一種保守性格的社會規訓，並非無的放矢。但隨著“道德改革”逐漸演變爲“社會改革”，動物保護運動也跟著女權運動、勞工運動等訴求的激進化，逐漸從出於同情憐憫心的人道主義運動，轉化爲以動物爲主體的動物福利運動，進而變成以平等、權利、正義爲訴求的動物權利運動，最後開啓了動物解放意識。

換言之，關於動物的道德思考，不會只是把道德哲學的原則應用到動物身上，而更預設了人類道德意識本身的變化、發展。這種發展，如果不算“道德進步”，那是什麽？而如果道德進步是一個虛幻的理念，我們還有什麽其他的理由，可以肯定保護動物是一種具有歷史意義、反映了人性從殘暴走向人道的道德成就？身爲動物倫理學的研究者，我很想回答這些問題。

平克特別在意一般視20世紀爲“歷史上最黑暗的世紀”的成見。他強調，20世紀死於戰火的絕對人數確是歷史上最高，可是考慮到世界人口的總數，它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紀嗎？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造成400萬人死亡，中葉的太平天國造成2000萬人死亡，稍後的美國內戰造成65萬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魯王國的沙卡王之治造成200萬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國聯盟之戰，消滅了巴拉圭六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獵捕奴隸、販售到美洲的過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納粹大屠殺。至於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發動的殖民戰爭，就不用提了。平克無意美化20世紀，但是他強調，20世紀後半葉的長期和平，也是20世紀歷史的一個部分，不應忽視。

說到種族屠殺，20世紀的記錄歷歷在目，包括晚近的波斯尼亞、盧安達、達爾富爾。可是打開《舊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在鼓吹或者記錄某個種族的滅絕。雅典人消滅掉美洛斯、羅馬人消滅迦太基、蒙古人西征、十字軍東征、歐洲宗教戰爭，歐洲人在美洲、非洲與澳洲都造成了大規模的種族滅絕。

不過在此值得強調的一點是，作者明確地拒絕人性本善或者本惡的說法。他認爲，人性中間有一些動機會促使人向惡（他稱之爲“內心的魔鬼”），但也有幾 種動力會促使人爲善（他借用林肯的字眼，稱之爲“善良的天使”）。至於實際上哪些動機會發揮作用，使人傾向於暴力還是傾向於利他與合作，則往往取決於環境 因素的觸發。所以平克在解釋幾千年來暴力之減少的原因時，完全不訴諸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內在因素，而是尋找外在于人心、人性的幾種社 會、經濟、制度性的外在推力。這個基本的取向，可能更符合今天史學方法論的要求，也較爲接近“著重制度，少談心性”的現代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