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種悲觀的角度來看，人類歷史非但不是道德的進步史，反而只是爲惡能力的發展精進罷了。《舊約·聖經》說，人類偷吃過伊甸園裏的智慧果，獲得了善惡的分辨能力與自我意識，結果自以爲是，是爲與神疏離、隔絕的開始。
同樣的，近代人墮落與敗壞的主因，在於妄想憑藉啓蒙理性，脫離純真、高貴的原始自然狀態，發展現代意義下的文明，結果身受文明各種弊害的詛咒。從18、19世紀的道德進步史觀，追求啓蒙與文明，以“進步”爲時代的關鍵字，到今天對於“進步”産生強烈的反感、視“道德進步”爲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僞善心態的泛黃遺迹，以至於批判啓蒙理性、批判現代性成爲一種蓬勃的學術、思想大産業，其間的對比變化，令人吃驚。
事實上，動物意識與動物保護意識，當然是有歷史的演變與脈絡的。當動物保護在19世紀的英國初次成爲“運動”之時，它正是當時中產階級“道德改革”運動的一環，與廢止奴隸制、扶助下層女性、反對酗酒、改革獄政、拯救娼妓、禁止童工等等旨在改善社會風氣的運動連在一起。後人喜歡批評19世紀的道德改革運動是一種保守性格的社會規訓，並非無的放矢。但隨著“道德改革”逐漸演變爲“社會改革”，動物保護運動也跟著女權運動、勞工運動等訴求的激進化，逐漸從出於同情憐憫心的人道主義運動，轉化爲以動物爲主體的動物福利運動，進而變成以平等、權利、正義爲訴求的動物權利運動，最後開啓了動物解放意識。
換言之，關於動物的道德思考，不會只是把道德哲學的原則應用到動物身上，而更預設了人類道德意識本身的變化、發展。這種發展，如果不算“道德進步”，那是什麽？而如果道德進步是一個虛幻的理念，我們還有什麽其他的理由，可以肯定保護動物是一種具有歷史意義、反映了人性從殘暴走向人道的道德成就？身爲動物倫理學的研究者，我很想回答這些問題。
平克特別在意一般視20世紀爲“歷史上最黑暗的世紀”的成見。他強調，20世紀死於戰火的絕對人數確是歷史上最高，可是考慮到世界人口的總數，它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紀嗎？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造成400萬人死亡，中葉的太平天國造成2000萬人死亡，稍後的美國內戰造成65萬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魯王國的沙卡王之治造成200萬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國聯盟之戰，消滅了巴拉圭六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獵捕奴隸、販售到美洲的過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納粹大屠殺。至於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發動的殖民戰爭，就不用提了。平克無意美化20世紀，但是他強調，20世紀後半葉的長期和平，也是20世紀歷史的一個部分，不應忽視。
說到種族屠殺，20世紀的記錄歷歷在目，包括晚近的波斯尼亞、盧安達、達爾富爾。可是打開《舊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在鼓吹或者記錄某個種族的滅絕。雅典人消滅掉美洛斯、羅馬人消滅迦太基、蒙古人西征、十字軍東征、歐洲宗教戰爭，歐洲人在美洲、非洲與澳洲都造成了大規模的種族滅絕。
不過在此值得強調的一點是，作者明確地拒絕人性本善或者本惡的說法。他認爲，人性中間有一些動機會促使人向惡（他稱之爲“內心的魔鬼”），但也有幾 種動力會促使人爲善（他借用林肯的字眼，稱之爲“善良的天使”）。至於實際上哪些動機會發揮作用，使人傾向於暴力還是傾向於利他與合作，則往往取決於環境 因素的觸發。所以平克在解釋幾千年來暴力之減少的原因時，完全不訴諸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內在因素，而是尋找外在于人心、人性的幾種社 會、經濟、制度性的外在推力。這個基本的取向，可能更符合今天史學方法論的要求，也較爲接近“著重制度，少談心性”的現代想法。
2012年2月28日 星期二
伊朗簡史
1979年4月至10月的半年內，金價從240升到430美元，升幅近1倍，是金價自1971年脫離金本位後，最強勁升幅的半年。
金價上升，反映世人對美元信心的下跌，亦反映對美國的信心下跌，1979年4月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導致這種信心危機，將金價推到新高？
那 一年4月1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正式成立，推翻了巴列維王朝(Pahlavi Kingdom)統治。伊朗，成為近代歷史上第一個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攻陷的「西方國家」。歐美陣形其中一國被攻陷，世人對美元的信心又焉能不下跌？
伊朗是「西方國家」？搞錯了嗎？今日的伊朗有那一處似歐美西方國家？伊朗與西方國家不是一直勢成水火嗎？那只是1979年後的事，1979年以前，伊朗可是徹頭徹尾的西方陣形。
伊朗，古稱波斯(Persia)，直至1935年，巴列維王朝才易名Iran(伊朗)，名字由Aryan演變而來，Aryan(雅利安)曾部份歐洲人視為最高尚的白色人種，如納粹德國。伊朗更改國名，就是要與中東阿拉伯回教世界劃清界線。
事 實上，伊朗人從不自視為阿拉伯人，而是波斯人(Persian)。近年，美國研究機構對波斯人進行DNA測試，結果北歐基因最高比重，達20%，西歐基因 亦有7.5%。(詳情參考：http://bbs.tiexue.net/post_3315030_1.html)，今天許多伊朗人其實是混種，或是阿 拉伯移民後代。巴列維王室屬波斯與土耳其混血種族，外貌近似歐洲人。
伊朗歷史亦與西方歷史密不可分，開國王帝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2500年前創立的Achaemenid王朝，被歷史學家視為西方歷史上第一個帝國(又稱波斯第一帝國)，居魯士大帝的統治權術影響了希臘、 羅馬政治，其中羅馬行省制度就是源自波斯帝國。
居魯士大帝征服巴比倫、北非等地後，宣佈解放奴隸，頒發人權宣言──居魯士圓柱 (Cyrus Cylinder)(現存於大英博物館)，明確規定帝國內人民的基本人權，1971年被聯合國確認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份人權宣言。居魯士大帝的統治普遍受到 歐洲人的肯定，就算後來波斯帝國被希臘所滅，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亦親自到居魯士王陵參拜。
波斯有過輝煌歷史，亦曾被外族統治，包括希臘人、羅馬人、蒙古人、土耳其人，直至二十世紀初，統治權再次回到波斯人手上。1925年，Reza Khan Pahlavi將軍在英國人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前朝，建立巴列維王朝(Pahlavi Dynasty)。
無 論在政治、經濟、社會，伊朗都曾是一個西方國家，巴列維王室與歐洲王室交往頻繁，禮儀、排場，完全是歐洲王室規格，第二任繼承人Shah Pahlavi更推行全面西化，打擊回教勢力，沒收清真寺土地分給農民，甚至比今日法國總統隆爾科齊早半世紀，禁止婦女公眾場合穿著回教服飾。1963年 更推行《選舉法》，實施民主選舉，引入歐美投資，設立最低工資，為了消除傳統勢力對新政阻撓，舉行全國公投，獲得90%人民支持。
1963至1972年，伊朗的GPD曾以11.5%增長，受到歐美國家的肯定，為了抗衡蘇聯，軍事上更受美國資助，擁有中東裝備最精良的軍隊，今日伊朗的軍事力量很多都是源自昔日美國技術。
1971 年，巴列維王朝舉行伊朗立國2500年紀念，舉國齊歡，在居魯士王陵舉行盛大慶典及閱兵，國王率領一眾伊朗王室，還有高貴大方的皇后Farah，歡迎歐美 王公貴族、政治領袖。英國皇室、美國總統通通有出席。誰會想到，這樣一個國度，八年後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革命淹沒！
關鍵就在權力制衝未盡 完善，貪污嚴重，財富迅速落到一班皇親國戚、官僚、大商家、銀行家手上，根據《文明衝突的背後》，全國80%財富被1%的人控制，他們被稱為「伊朗二千 家」。1963年至1972年城市人均收入平均升6.1%，農村卻只得0.03%，1974年，全國有73%工人收入低於法定最低工資，城市的失業率高達 10%以上。
伊朗被分裂成兩個世界，城市的中產階級、有錢人、富豪，過著奢侈的西化生活，國王用1億美元訂製私人專機上的金馬桶，立國2500年慶典上，佳餚、香檳都從法國空運過來，居魯士王陵旁邊建起了六十五座巨大帳篷作派對場所。
過 著西方人一樣生活的伊朗王公貴族、中產階層，完全漠視興起於二十世紀初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經殺到眼前，在貧苦大眾間廣泛傳播。(關於原教旨主義的影響 力，將來再撰文詳論)，上層統治者以為靠著美國軍事的強大支持，可以維持統治，更將鼓吹「受剝削者必須起而造反」的伊斯蘭原教旨學者霍梅尼 (KHOMEINI)驅逐出境，流亡國外。
從1972年至1978伊斯蘭革命前，伊朗軍費支出增長6倍，從美國購買的武器從10億增加到95億，伊朗政府每年有60%財政收入來自美國援助。
1978 年1月7日，伊朗有媒體撰文批評霍梅尼，引起神學院學生上街示威，最終演變成鎮壓，許多學生死傷，依據伊斯蘭傳統，死後40日悼念，於是悼念又演成示威， 又再鎮壓，又再悼念……1979年2月空軍學校學生叛變，大批城市窮人衝入政府軍械庫，搶奪武器造反，在歐美軍力支持下，號稱世界第五大軍事大國的伊朗巴 列維王朝只支持了三天就土崩瓦解，原教旨主義者奪取政權，巴列維王室流亡美國。二百萬伊朗人在機場歡迎霍梅尼回國。歐美世界從始失去一個重要盟友。
今 年，我們只能從零星的片段回顧以往「西化」的伊朗。歷史與政局的演變並不是簡單對比武器的強弱，更多是在人們不為意的細節上推動歷史前進，如果1979年 伊朗是第一個被原教旨主義攻陷的西方國家，那第二個則要數阿富汗塔利班1995推翻親蘇政權，Who is the next？
影片解說：
上：1979年前的伊朗城市生活
下：1971年伊朗立國2500年慶典
金價上升，反映世人對美元信心的下跌，亦反映對美國的信心下跌，1979年4月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導致這種信心危機，將金價推到新高？
那 一年4月1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正式成立，推翻了巴列維王朝(Pahlavi Kingdom)統治。伊朗，成為近代歷史上第一個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攻陷的「西方國家」。歐美陣形其中一國被攻陷，世人對美元的信心又焉能不下跌？
伊朗是「西方國家」？搞錯了嗎？今日的伊朗有那一處似歐美西方國家？伊朗與西方國家不是一直勢成水火嗎？那只是1979年後的事，1979年以前，伊朗可是徹頭徹尾的西方陣形。
伊朗，古稱波斯(Persia)，直至1935年，巴列維王朝才易名Iran(伊朗)，名字由Aryan演變而來，Aryan(雅利安)曾部份歐洲人視為最高尚的白色人種，如納粹德國。伊朗更改國名，就是要與中東阿拉伯回教世界劃清界線。
事 實上，伊朗人從不自視為阿拉伯人，而是波斯人(Persian)。近年，美國研究機構對波斯人進行DNA測試，結果北歐基因最高比重，達20%，西歐基因 亦有7.5%。(詳情參考：http://bbs.tiexue.net/post_3315030_1.html)，今天許多伊朗人其實是混種，或是阿 拉伯移民後代。巴列維王室屬波斯與土耳其混血種族，外貌近似歐洲人。
伊朗歷史亦與西方歷史密不可分，開國王帝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2500年前創立的Achaemenid王朝，被歷史學家視為西方歷史上第一個帝國(又稱波斯第一帝國)，居魯士大帝的統治權術影響了希臘、 羅馬政治，其中羅馬行省制度就是源自波斯帝國。
居魯士大帝征服巴比倫、北非等地後，宣佈解放奴隸，頒發人權宣言──居魯士圓柱 (Cyrus Cylinder)(現存於大英博物館)，明確規定帝國內人民的基本人權，1971年被聯合國確認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份人權宣言。居魯士大帝的統治普遍受到 歐洲人的肯定，就算後來波斯帝國被希臘所滅，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亦親自到居魯士王陵參拜。
波斯有過輝煌歷史，亦曾被外族統治，包括希臘人、羅馬人、蒙古人、土耳其人，直至二十世紀初，統治權再次回到波斯人手上。1925年，Reza Khan Pahlavi將軍在英國人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前朝，建立巴列維王朝(Pahlavi Dynasty)。
無 論在政治、經濟、社會，伊朗都曾是一個西方國家，巴列維王室與歐洲王室交往頻繁，禮儀、排場，完全是歐洲王室規格，第二任繼承人Shah Pahlavi更推行全面西化，打擊回教勢力，沒收清真寺土地分給農民，甚至比今日法國總統隆爾科齊早半世紀，禁止婦女公眾場合穿著回教服飾。1963年 更推行《選舉法》，實施民主選舉，引入歐美投資，設立最低工資，為了消除傳統勢力對新政阻撓，舉行全國公投，獲得90%人民支持。
1963至1972年，伊朗的GPD曾以11.5%增長，受到歐美國家的肯定，為了抗衡蘇聯，軍事上更受美國資助，擁有中東裝備最精良的軍隊，今日伊朗的軍事力量很多都是源自昔日美國技術。
1971 年，巴列維王朝舉行伊朗立國2500年紀念，舉國齊歡，在居魯士王陵舉行盛大慶典及閱兵，國王率領一眾伊朗王室，還有高貴大方的皇后Farah，歡迎歐美 王公貴族、政治領袖。英國皇室、美國總統通通有出席。誰會想到，這樣一個國度，八年後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革命淹沒！
關鍵就在權力制衝未盡 完善，貪污嚴重，財富迅速落到一班皇親國戚、官僚、大商家、銀行家手上，根據《文明衝突的背後》，全國80%財富被1%的人控制，他們被稱為「伊朗二千 家」。1963年至1972年城市人均收入平均升6.1%，農村卻只得0.03%，1974年，全國有73%工人收入低於法定最低工資，城市的失業率高達 10%以上。
伊朗被分裂成兩個世界，城市的中產階級、有錢人、富豪，過著奢侈的西化生活，國王用1億美元訂製私人專機上的金馬桶，立國2500年慶典上，佳餚、香檳都從法國空運過來，居魯士王陵旁邊建起了六十五座巨大帳篷作派對場所。
過 著西方人一樣生活的伊朗王公貴族、中產階層，完全漠視興起於二十世紀初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經殺到眼前，在貧苦大眾間廣泛傳播。(關於原教旨主義的影響 力，將來再撰文詳論)，上層統治者以為靠著美國軍事的強大支持，可以維持統治，更將鼓吹「受剝削者必須起而造反」的伊斯蘭原教旨學者霍梅尼 (KHOMEINI)驅逐出境，流亡國外。
從1972年至1978伊斯蘭革命前，伊朗軍費支出增長6倍，從美國購買的武器從10億增加到95億，伊朗政府每年有60%財政收入來自美國援助。
1978 年1月7日，伊朗有媒體撰文批評霍梅尼，引起神學院學生上街示威，最終演變成鎮壓，許多學生死傷，依據伊斯蘭傳統，死後40日悼念，於是悼念又演成示威， 又再鎮壓，又再悼念……1979年2月空軍學校學生叛變，大批城市窮人衝入政府軍械庫，搶奪武器造反，在歐美軍力支持下，號稱世界第五大軍事大國的伊朗巴 列維王朝只支持了三天就土崩瓦解，原教旨主義者奪取政權，巴列維王室流亡美國。二百萬伊朗人在機場歡迎霍梅尼回國。歐美世界從始失去一個重要盟友。
今 年，我們只能從零星的片段回顧以往「西化」的伊朗。歷史與政局的演變並不是簡單對比武器的強弱，更多是在人們不為意的細節上推動歷史前進，如果1979年 伊朗是第一個被原教旨主義攻陷的西方國家，那第二個則要數阿富汗塔利班1995推翻親蘇政權，Who is the next？
影片解說：
上：1979年前的伊朗城市生活
下：1971年伊朗立國2500年慶典
2012年2月18日 星期六
2012年1月22日 星期日
中國貧富矛盾
2010年中國擁有100萬美元淨資産的富裕人士53.5萬 人，財富總額達到2.66萬億美元，占當年中國GDP的比重超過40%。據估計，中國各行各業的知識份子全部加在一起超過4200萬，當然其中真正擁有很 強社會影響力的並不太多。綜合判斷，狹義的精英數量不到一千萬人，占整個人口的比重低於1%；廣義的精英數量應該有數千萬人，但占整個人口的比重不超過 5%。
中囯共產黨黨章規定，中囯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 人階級中有共産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其體現的基本思想也是應該由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一切的共產黨員精英來主導中國的發展。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百年，中國社會陷入動蕩不安，雖然精英頻出，但並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精英階層主導社會的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精英作爲一個群體逐步浮出水面並開始在社會發展中扮演積極作用，並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的演變。
第一階段始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止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在此期間，各類精英迅速彙聚到社會主義的大旗下。掌握新政權的政治精英理想信念 堅定，總體比較清廉；建國前的經濟精英雖然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但也有不少經濟精英主動放棄自己的經濟利益，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潮 中；知識精英對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表示了高度認同，胡風所言的“時間開始了”體現的就是知識精英對新政權的熱切期盼。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民衆和精英 階層的認識高度契合，一個受到民衆高度認同的精英階層開始出現，在建國初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階段從1957年到1978年，大約二十年的時間。在毛澤東反精英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精英階層遭受沈重打擊。爲否定精英主導的格局，毛澤東甚至 喊出了“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這樣最具“草根”精神的口號。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份子被看作“臭老九”；政治精英處於朝不保夕的狀態，連作爲國家 主席的劉少奇也被打倒以致含冤而死；至於本來就相對弱勢的經濟精英更是只能“夾著尾巴做人”。在此期間，雖然毛澤東非常希望“革命新人”填補舊精英們被打 倒後的空白，但一直沒有成功。可以說，精英主導的缺失是中國二十年陷入混亂的重要原因。
第三階段從1978年到1992年，特別是1980年代，精英階層開始重新嶄露頭角。這一階段的主旋律是以反思“文革”爲起點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物 質資料相對貧乏的背景下，整個社會對思想文化投入了高度熱情。作爲精英階層最大亮點的知識精英和一些有抱負的政治精英，主動擔負起對民衆進行思想啓蒙的責 任，主動擔負起探索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責任。他們的努力爲改革開放後整個中國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石。雖然由於時間短暫，這批精英階層對社會的影響 沒有持續下去，但是其埋下的思想種子仍然隨時在尋找機會萌芽。
第四階段肇始於1992年。隨著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提出，社會各階層迅速將注意力轉移到物質財富的創造上。追求正當的物質利益是一個社 會進步的重要表現。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批勇於創新、勇於開拓的經濟精英，一批順應時代潮流、引領市場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政治精英，一批爲經濟改革鼓與 呼、推動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知識精英。他們的努力爲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此相伴隨，也有一些政治精英通過權力資本化積累了大量財富；還有一些經濟精英借助濫用的公權力迅速實現了資本的擴張；而受價值虛無的影響和經濟利 益的誘惑，一些知識精英也開始陷入失語的狀態。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社會出現了大分化、大變革，精英階層因此全面進入公衆視野，精英階層的困境也開始出 現。
精英傲慢激發的社會對立。精英的傲慢源自佔有權力、財富、話語權的精英油然而生的優越感，從行爲上表現爲強者對弱者的忽略甚至欺淩。當然這種從 優越感上滋長出的傲慢很少表現在精英之間，主要針對的是普通大衆。正因擁有權力的傲慢，才會有官員在面對記者追問時，脫口責問記者：“是準備替黨說話，還 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正因擁有財富的傲慢，才有“富二代”此起彼伏激起民衆公憤的舉動。同樣，因爲有專家們掌握了話語權之後的傲慢，才有一些知識精英敢 于無視公衆智商，公然爲不義辯護，爲荒唐背書。
當然，傲慢並非精英階層共有的特質，而只是出現在部分精英身上，但正是少數跋扈精英的傲慢，成爲激發精英與大衆矛盾的導火索。
二是精英封閉造成的自我停滯。精英的封閉首先表現在精英個體與社會的自我隔絕上。許多精英在進入社會上層後，便迅速將注意力轉到個人的小愛好、小樂 趣和小生活上，輕易忽略掉底層社會生存的艱辛。一部分精英在通過信仰佛教、基督教等來尋求個人解脫、自我救贖時，卻忘了宗教應有的憐憫和慈悲之心，沒有興 趣也沒有勇氣去關注社會，特別是關注底層社會。
精英的封閉還表現在精英階層內部的合流上。政治、經濟、知識精英們有太多的渠道進行公開的聚會。但在這樣的聚會中，許多精英不是超越自身利益發出正 義的聲音，推動社會的進步，而是忙於各類關係網的搭建以謀取自己的個人利益。此外，還有大量若隱若現的各類會所，成爲各界精英私下聚會、相互溝通、維護現 有精英共治格局的平臺。精英階層的封閉一方面使自身更加狹隘，另一方面也阻止了中下層優秀分子的進入。一個缺少自我更新的階層必然會腐化墮落；同樣也很難 得到大衆認同。
三是精英逃避引發的社會潰敗。精英階層在推動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樣也從經濟社會發展中獲得了最大收益，因此精英階層有義務比一般公衆承 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在許多精英身上，看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更看不到古代士大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情 懷。很多精英只安于在現行體制下維護自己的地位，不能把自身價值融入到社會共同價值之中，不能勇敢地擔負起推動社會進步的重擔，有的甚至本身成了社會墮落 的源頭。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精英們有了更多輾轉騰挪的空間，同時也爲自己的逃避找到了更多藉口和退路。在中國每年都有大量的精英或者其家人往外移民。
精英責任感的缺失雖然沒對大衆造成直接傷害，但由於掌握資源精英的逃避，社會的完善和進步變得更爲困難，也因此加劇了社會潰敗。
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在名滿天下後，並沒有沈醉於自滿與驕傲之中，而 是無情地自我反思，自我批評，對自我進行修正。他給羅曼·羅蘭的信中寫道，“我絕不相信，一個迫使女僕給他端尿壺的人會真誠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學的和人道 的信念。”這也成了他從思想和行動上實踐人道主義的最好宣言。
在監督和制約的範圍上，民衆對精英階層的監督和制約要從關注個人利益逐步擴展到關注公共利益上。
近年來，在民衆自身努力和部分有良知精英的呼籲下，某些領域弱勢群體的利益得到了捍衛。比如由孫志剛事件引發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比如乙肝群體在爭取正常勞動權上取得的勝利。
客觀來說，民衆爭取個人利益的行爲與精英階層自身的利益沒有很大的衝突，因此沒有引起精英階層的整體反彈。公共利益是包括大衆和精英共同的利益，在 公共利益有限的情況下，民衆容易和精英階層發生衝突，特別是容易受到通過侵害公共利益獲取自身利益的精英的阻撓。因此民衆要實現對精英階層的有效監督，不 能滿足於僅僅爭取個人的正當利益，還應該更多地投入到維護公共利益上。
這需要具有精英品質的精英與民衆共同努力推 動出臺有效監督精英階層的各種制度安排，比如增加選民權利的民主制度，限制權力範圍與運行方式的憲政制度等等，在法律上爲民衆的制度化監督創造條件。
中囯共產黨黨章規定，中囯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 人階級中有共産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其體現的基本思想也是應該由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一切的共產黨員精英來主導中國的發展。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百年，中國社會陷入動蕩不安，雖然精英頻出，但並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精英階層主導社會的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精英作爲一個群體逐步浮出水面並開始在社會發展中扮演積極作用，並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的演變。
第一階段始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止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在此期間，各類精英迅速彙聚到社會主義的大旗下。掌握新政權的政治精英理想信念 堅定，總體比較清廉；建國前的經濟精英雖然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但也有不少經濟精英主動放棄自己的經濟利益，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潮 中；知識精英對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表示了高度認同，胡風所言的“時間開始了”體現的就是知識精英對新政權的熱切期盼。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民衆和精英 階層的認識高度契合，一個受到民衆高度認同的精英階層開始出現，在建國初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階段從1957年到1978年，大約二十年的時間。在毛澤東反精英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精英階層遭受沈重打擊。爲否定精英主導的格局，毛澤東甚至 喊出了“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這樣最具“草根”精神的口號。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份子被看作“臭老九”；政治精英處於朝不保夕的狀態，連作爲國家 主席的劉少奇也被打倒以致含冤而死；至於本來就相對弱勢的經濟精英更是只能“夾著尾巴做人”。在此期間，雖然毛澤東非常希望“革命新人”填補舊精英們被打 倒後的空白，但一直沒有成功。可以說，精英主導的缺失是中國二十年陷入混亂的重要原因。
第三階段從1978年到1992年，特別是1980年代，精英階層開始重新嶄露頭角。這一階段的主旋律是以反思“文革”爲起點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物 質資料相對貧乏的背景下，整個社會對思想文化投入了高度熱情。作爲精英階層最大亮點的知識精英和一些有抱負的政治精英，主動擔負起對民衆進行思想啓蒙的責 任，主動擔負起探索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責任。他們的努力爲改革開放後整個中國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石。雖然由於時間短暫，這批精英階層對社會的影響 沒有持續下去，但是其埋下的思想種子仍然隨時在尋找機會萌芽。
第四階段肇始於1992年。隨著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提出，社會各階層迅速將注意力轉移到物質財富的創造上。追求正當的物質利益是一個社 會進步的重要表現。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批勇於創新、勇於開拓的經濟精英，一批順應時代潮流、引領市場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政治精英，一批爲經濟改革鼓與 呼、推動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知識精英。他們的努力爲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此相伴隨，也有一些政治精英通過權力資本化積累了大量財富；還有一些經濟精英借助濫用的公權力迅速實現了資本的擴張；而受價值虛無的影響和經濟利 益的誘惑，一些知識精英也開始陷入失語的狀態。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社會出現了大分化、大變革，精英階層因此全面進入公衆視野，精英階層的困境也開始出 現。
精英傲慢激發的社會對立。精英的傲慢源自佔有權力、財富、話語權的精英油然而生的優越感，從行爲上表現爲強者對弱者的忽略甚至欺淩。當然這種從 優越感上滋長出的傲慢很少表現在精英之間，主要針對的是普通大衆。正因擁有權力的傲慢，才會有官員在面對記者追問時，脫口責問記者：“是準備替黨說話，還 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正因擁有財富的傲慢，才有“富二代”此起彼伏激起民衆公憤的舉動。同樣，因爲有專家們掌握了話語權之後的傲慢，才有一些知識精英敢 于無視公衆智商，公然爲不義辯護，爲荒唐背書。
當然，傲慢並非精英階層共有的特質，而只是出現在部分精英身上，但正是少數跋扈精英的傲慢，成爲激發精英與大衆矛盾的導火索。
二是精英封閉造成的自我停滯。精英的封閉首先表現在精英個體與社會的自我隔絕上。許多精英在進入社會上層後，便迅速將注意力轉到個人的小愛好、小樂 趣和小生活上，輕易忽略掉底層社會生存的艱辛。一部分精英在通過信仰佛教、基督教等來尋求個人解脫、自我救贖時，卻忘了宗教應有的憐憫和慈悲之心，沒有興 趣也沒有勇氣去關注社會，特別是關注底層社會。
精英的封閉還表現在精英階層內部的合流上。政治、經濟、知識精英們有太多的渠道進行公開的聚會。但在這樣的聚會中，許多精英不是超越自身利益發出正 義的聲音，推動社會的進步，而是忙於各類關係網的搭建以謀取自己的個人利益。此外，還有大量若隱若現的各類會所，成爲各界精英私下聚會、相互溝通、維護現 有精英共治格局的平臺。精英階層的封閉一方面使自身更加狹隘，另一方面也阻止了中下層優秀分子的進入。一個缺少自我更新的階層必然會腐化墮落；同樣也很難 得到大衆認同。
三是精英逃避引發的社會潰敗。精英階層在推動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樣也從經濟社會發展中獲得了最大收益，因此精英階層有義務比一般公衆承 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在許多精英身上，看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更看不到古代士大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情 懷。很多精英只安于在現行體制下維護自己的地位，不能把自身價值融入到社會共同價值之中，不能勇敢地擔負起推動社會進步的重擔，有的甚至本身成了社會墮落 的源頭。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精英們有了更多輾轉騰挪的空間，同時也爲自己的逃避找到了更多藉口和退路。在中國每年都有大量的精英或者其家人往外移民。
精英責任感的缺失雖然沒對大衆造成直接傷害，但由於掌握資源精英的逃避，社會的完善和進步變得更爲困難，也因此加劇了社會潰敗。
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在名滿天下後，並沒有沈醉於自滿與驕傲之中，而 是無情地自我反思，自我批評，對自我進行修正。他給羅曼·羅蘭的信中寫道，“我絕不相信，一個迫使女僕給他端尿壺的人會真誠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學的和人道 的信念。”這也成了他從思想和行動上實踐人道主義的最好宣言。
在監督和制約的範圍上，民衆對精英階層的監督和制約要從關注個人利益逐步擴展到關注公共利益上。
近年來，在民衆自身努力和部分有良知精英的呼籲下，某些領域弱勢群體的利益得到了捍衛。比如由孫志剛事件引發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比如乙肝群體在爭取正常勞動權上取得的勝利。
客觀來說，民衆爭取個人利益的行爲與精英階層自身的利益沒有很大的衝突，因此沒有引起精英階層的整體反彈。公共利益是包括大衆和精英共同的利益，在 公共利益有限的情況下，民衆容易和精英階層發生衝突，特別是容易受到通過侵害公共利益獲取自身利益的精英的阻撓。因此民衆要實現對精英階層的有效監督，不 能滿足於僅僅爭取個人的正當利益，還應該更多地投入到維護公共利益上。
這需要具有精英品質的精英與民衆共同努力推 動出臺有效監督精英階層的各種制度安排，比如增加選民權利的民主制度，限制權力範圍與運行方式的憲政制度等等，在法律上爲民衆的制度化監督創造條件。
古希臘文明
古希臘文明就像這橄欖樹遍生亞非 歐一樣，它與小亞細亞文明，與兩河文明，與波斯乃至印度文明，與埃及文明，都有千絲萬縷的淵源，總之是三大洲文明的結晶體。《聖經·舊約》是猶太人寫的， 猶太人曾經立國的西亞也盛産橄欖樹和無花果——希臘的其他常見樹種松柏桃李葡萄則與中國差不多；而《聖經》中“耶穌”一詞卻來自希臘語“塗油的人”。《新 約全書》是基督教的經典，它卻是根據舊約用希臘語編寫的，而“天堂”一詞又是希臘人從古波斯語借用來的。
希臘人曾經很驕傲，稱不會講希臘語的人是野蠻人，但“希臘人”（Greeks）卻是一個羅馬人的版本，起初是貶義的，希臘人則向來自稱是 Hellenes。這些都是《康橋古希臘史》的說法，言之有據。衆所周知的波斯與希臘聯軍之戰，雅典與斯巴達的希臘城邦盟主之爭的伯羅奔尼撒之戰，及後來 波斯、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合縱連橫，頗像一部地中海版的三國演義。第一次大規模“希臘化”得益於北方蠻族馬其頓人裔的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第二次得益于景 仰希臘文明的羅馬皇帝哈德良等君主；歷史的加減乘除與“正反合”豈能簡單地用善惡成敗來論定？
美國學者威廉·弗格森的《希臘帝國主義》一書，我知其名卻未讀過；有學者說古希臘人也曾幹過海盜的營生，顧准說遠古希臘也曾存在過神授王權。我傾向 于認同顧准說的，希臘以雅典爲代表的城邦自治與直接民主制，得益於海上貿易、海外殖民帶來的本土工商業繁榮、生産力相對發達。其旁證是義大利的城邦國家威 尼斯的相似性。
學建築出身的同代人郭學明先生，主要在歐美從事建築裝飾裝修工程，2009年送我他出版的文化隨筆集《旅途上的建築——漫步歐洲》；此書圖文並茂， 生動地展現了“建築是凝固的詩句，可觸摸的思想，有形狀的文化，能看見的制度，以及未消逝的歷史”；其中一章《建在木樁上的城市》，是借建築介紹義大利水 城威尼斯歷史的，我讀得津津有味，但看過之後也就印象漸淡。不料這回在希臘，強烈地感覺到威尼斯曾經那麽“威水”過！
飛克裏特島伊拉克利翁市，首先入眼的就是城堡，一問也是威尼斯人建的。到哈尼亞古鎮，又有威尼斯城堡！看來，這威尼斯的殖民統治是地中海 地區繞不過的歷史，威尼斯人對外“持劍經商”厲害呀！
威尼斯人憑什麽這般厲害？回讀郭著，摘要轉述是：西元453年匈奴人大舉入侵義大利，四萬多難民逃到離陸地4公里的海島威尼斯；這塊僅7平方公里的 沼澤地，環境惡劣，但這裏的人們靠經營鹽業、靠海外貿易積累了巨量的財富，建立了以資本爲核心、以定量管理、雇傭勞動和契約原則爲基本特徵的資本主義，同 時也建立起強大的船隊和海軍對外掠奪，使得這個最多時也就十幾萬人口的城市共和國，從西元1000年起在歐洲（主要是地中海地區），稱雄五百年之久。對希 臘沿海和克裏特島的殖民，是在1202年威尼斯以財力支援和海軍參與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之後。而納夫普利翁的城堡，是威尼斯人與奧斯曼帝國爭霸，第二次佔領 期間（1686-1715）修建的。
威尼斯崛起的內部活力和凝聚力，一來源於自發形成的資本主義制度，二來源於實行城邦民主制，基本繼承了古希臘雅典的民主傳統，不同的只是在全民大會 直接民主基礎上設立了一千多人的擴大會議和相當於議會的四十多人的委員會，也就是代議制的雛型。總督雖貴爲共和國元首，卻不可以自行決定接待外國客人，不 可以隨意離開威尼斯，禮品僅限於接受鮮花和芳草，更不能推薦自己的繼位人，違反這些法令就要被委員會（議會）罷免或判刑，乃至因企圖擅權而以叛國罪處死。 對內民主、對外霸權，簡直就是英美列強的祖師爺嘛。
1821年 3月25日，希臘人打響了從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奴役下求解放的獨立戰爭，經過8年多浴血奮戰，土耳其軍隊終於撤出統治了近四個世紀的希臘。
距離希臘本土130公里的克裏特島，存在過的米諾斯文明，約在西元前3000年到前1000年，大體相當於我國的夏朝和有文字紀錄的商朝；它顯然有 埃及文化和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等東方那一套的影響，但仍可以說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由克囉索斯王宮遺址發掘成果可以推知，其建築水平與我國安陽的殷墟考古發 現相比，完全不在一個層次。前者已有三四層的堅固建築，像模像樣流存至今的壁畫，後者還是窩棚般的房舍和粗陋的勾勾劃劃。
希臘本土，約西元前1600年到西元前1150年的邁錫尼文明，有人認爲是歐洲文明的第二樂章、希臘文明的第一樂章。它的年代相當於我國的商朝，王 城遺址也是一個又一個王室成員的墓葬坑。令人驚奇的不是一個堅信荷馬史詩爲真事的考古愛好者海因裏希·謝裏曼發現了它，並且挖出了《伊利亞特》中寫到的阿 伽門農王戴的那種金面具（專業人士說實際産自16世紀），而是你想不出王城入口那個著名的獅子門和厚厚的城牆，所用巨石憑什麽神力擡舉，難道真有什麽獨眼 巨人幫忙嗎？又，那麽早的年代，邁錫尼人居然能建那麽高技術的阿特柔斯珍寶庫——有人說是阿伽門農的墓，有人說是他的先王的，這無關緊要；有人說是陵墓， 有人說是藏寶室，也許兼而是之。這個保存完好的珍寶庫（石砌圓形墓穴），空間是那麽大，穹頂是那麽高闊，開後世大教堂穹頂之先河，沒有精准的力學設計和嚴 謹的施工技術，根本不可能保存至今，令人不得不讚歎。
而埃皮達洛斯康復醫院遺址群，是我認爲最值得欣賞的名勝古迹。這個地方本來是爲了供奉阿波羅之子、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古人患病了常來這裏祈禱和 治療，這裏的博物館內還陳列著古代的醫療器械。因此，這裏有神廟，有醫院，有求醫者的客房，有浴池，還有古希臘常見的運動場和劇場。這個康復中心，功能設 施多麽“現代化”！西元前五世紀的體育場館廢墟仍能隱約想見當年的情景；而西元前4世紀修造的露天劇場，經發掘整理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偌大的埃皮達洛斯劇 場，有55排座位，可容納14000名觀衆，比雅典衛城半山坡至今仍在演出的那個劇場大得多。每年的“雅典夏日藝術節”，這裏是演出場所之一。其音響效果 之完美令人稱奇，據說是地理位置選擇極佳。古代沒有擴音設備，又是露天演出，考慮聲音效果是必然的，但設計時有這份把握令人欽佩——英語導遊讓我們坐在高 處的座位上，聽她在底下平地的表演區扔一枚硬幣，可以依稀聽見其聲響。
希臘人曾經很驕傲，稱不會講希臘語的人是野蠻人，但“希臘人”（Greeks）卻是一個羅馬人的版本，起初是貶義的，希臘人則向來自稱是 Hellenes。這些都是《康橋古希臘史》的說法，言之有據。衆所周知的波斯與希臘聯軍之戰，雅典與斯巴達的希臘城邦盟主之爭的伯羅奔尼撒之戰，及後來 波斯、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合縱連橫，頗像一部地中海版的三國演義。第一次大規模“希臘化”得益於北方蠻族馬其頓人裔的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第二次得益于景 仰希臘文明的羅馬皇帝哈德良等君主；歷史的加減乘除與“正反合”豈能簡單地用善惡成敗來論定？
美國學者威廉·弗格森的《希臘帝國主義》一書，我知其名卻未讀過；有學者說古希臘人也曾幹過海盜的營生，顧准說遠古希臘也曾存在過神授王權。我傾向 于認同顧准說的，希臘以雅典爲代表的城邦自治與直接民主制，得益於海上貿易、海外殖民帶來的本土工商業繁榮、生産力相對發達。其旁證是義大利的城邦國家威 尼斯的相似性。
學建築出身的同代人郭學明先生，主要在歐美從事建築裝飾裝修工程，2009年送我他出版的文化隨筆集《旅途上的建築——漫步歐洲》；此書圖文並茂， 生動地展現了“建築是凝固的詩句，可觸摸的思想，有形狀的文化，能看見的制度，以及未消逝的歷史”；其中一章《建在木樁上的城市》，是借建築介紹義大利水 城威尼斯歷史的，我讀得津津有味，但看過之後也就印象漸淡。不料這回在希臘，強烈地感覺到威尼斯曾經那麽“威水”過！
飛克裏特島伊拉克利翁市，首先入眼的就是城堡，一問也是威尼斯人建的。到哈尼亞古鎮，又有威尼斯城堡！看來，這威尼斯的殖民統治是地中海 地區繞不過的歷史，威尼斯人對外“持劍經商”厲害呀！
威尼斯人憑什麽這般厲害？回讀郭著，摘要轉述是：西元453年匈奴人大舉入侵義大利，四萬多難民逃到離陸地4公里的海島威尼斯；這塊僅7平方公里的 沼澤地，環境惡劣，但這裏的人們靠經營鹽業、靠海外貿易積累了巨量的財富，建立了以資本爲核心、以定量管理、雇傭勞動和契約原則爲基本特徵的資本主義，同 時也建立起強大的船隊和海軍對外掠奪，使得這個最多時也就十幾萬人口的城市共和國，從西元1000年起在歐洲（主要是地中海地區），稱雄五百年之久。對希 臘沿海和克裏特島的殖民，是在1202年威尼斯以財力支援和海軍參與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之後。而納夫普利翁的城堡，是威尼斯人與奧斯曼帝國爭霸，第二次佔領 期間（1686-1715）修建的。
威尼斯崛起的內部活力和凝聚力，一來源於自發形成的資本主義制度，二來源於實行城邦民主制，基本繼承了古希臘雅典的民主傳統，不同的只是在全民大會 直接民主基礎上設立了一千多人的擴大會議和相當於議會的四十多人的委員會，也就是代議制的雛型。總督雖貴爲共和國元首，卻不可以自行決定接待外國客人，不 可以隨意離開威尼斯，禮品僅限於接受鮮花和芳草，更不能推薦自己的繼位人，違反這些法令就要被委員會（議會）罷免或判刑，乃至因企圖擅權而以叛國罪處死。 對內民主、對外霸權，簡直就是英美列強的祖師爺嘛。
1821年 3月25日，希臘人打響了從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奴役下求解放的獨立戰爭，經過8年多浴血奮戰，土耳其軍隊終於撤出統治了近四個世紀的希臘。
距離希臘本土130公里的克裏特島，存在過的米諾斯文明，約在西元前3000年到前1000年，大體相當於我國的夏朝和有文字紀錄的商朝；它顯然有 埃及文化和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等東方那一套的影響，但仍可以說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由克囉索斯王宮遺址發掘成果可以推知，其建築水平與我國安陽的殷墟考古發 現相比，完全不在一個層次。前者已有三四層的堅固建築，像模像樣流存至今的壁畫，後者還是窩棚般的房舍和粗陋的勾勾劃劃。
希臘本土，約西元前1600年到西元前1150年的邁錫尼文明，有人認爲是歐洲文明的第二樂章、希臘文明的第一樂章。它的年代相當於我國的商朝，王 城遺址也是一個又一個王室成員的墓葬坑。令人驚奇的不是一個堅信荷馬史詩爲真事的考古愛好者海因裏希·謝裏曼發現了它，並且挖出了《伊利亞特》中寫到的阿 伽門農王戴的那種金面具（專業人士說實際産自16世紀），而是你想不出王城入口那個著名的獅子門和厚厚的城牆，所用巨石憑什麽神力擡舉，難道真有什麽獨眼 巨人幫忙嗎？又，那麽早的年代，邁錫尼人居然能建那麽高技術的阿特柔斯珍寶庫——有人說是阿伽門農的墓，有人說是他的先王的，這無關緊要；有人說是陵墓， 有人說是藏寶室，也許兼而是之。這個保存完好的珍寶庫（石砌圓形墓穴），空間是那麽大，穹頂是那麽高闊，開後世大教堂穹頂之先河，沒有精准的力學設計和嚴 謹的施工技術，根本不可能保存至今，令人不得不讚歎。
而埃皮達洛斯康復醫院遺址群，是我認爲最值得欣賞的名勝古迹。這個地方本來是爲了供奉阿波羅之子、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古人患病了常來這裏祈禱和 治療，這裏的博物館內還陳列著古代的醫療器械。因此，這裏有神廟，有醫院，有求醫者的客房，有浴池，還有古希臘常見的運動場和劇場。這個康復中心，功能設 施多麽“現代化”！西元前五世紀的體育場館廢墟仍能隱約想見當年的情景；而西元前4世紀修造的露天劇場，經發掘整理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偌大的埃皮達洛斯劇 場，有55排座位，可容納14000名觀衆，比雅典衛城半山坡至今仍在演出的那個劇場大得多。每年的“雅典夏日藝術節”，這裏是演出場所之一。其音響效果 之完美令人稱奇，據說是地理位置選擇極佳。古代沒有擴音設備，又是露天演出，考慮聲音效果是必然的，但設計時有這份把握令人欽佩——英語導遊讓我們坐在高 處的座位上，聽她在底下平地的表演區扔一枚硬幣，可以依稀聽見其聲響。
2011年8月29日 星期一
書與我們的世界
勒克萊齊奧
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書籍的世界
想象一下，若沒有書籍，我們的世界會變成什麽樣。瑪雅人在這一點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生活在西元前四世紀至西元十世紀的墨西哥。雖然 當時處於完全的孤立中——氣候惡劣，水資源和各種資源稀缺，且處於周邊民族（尤其是加勒比海島民，因他們而有了“食人族”一詞）隨時的威脅之中，但是，燦 爛的瑪雅文化還是創造了代表人類知識的一切：藝術、科學和哲學。瑪雅人確定了書寫的數位體系，通過零及小數的使用使得複雜的運算成爲可能。他們的一些古迹 （似乎他們對於年代的標記有一種熱情）標記的年代可以上溯到西元前100000年。他們發展了天文學，通過對三個天體，即日球、月球、金星的運動的觀察， 他們使用的曆法的年誤差值只有幾分鐘。他們在醫學、建築、城市規劃方面的知識遠遠超過了同時代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他們對於藝術的興趣達到了頂峰，無論是在 詩歌創作還是在繪畫創作方面，或者淺浮雕、圓雕、花崗岩、大理石與斑岩雕刻。他們的冶金技術也極其高超。雖然因爲缺乏錫，他們未能創造青銅製品，卻用黃金 和銅打造了禮儀器皿，同時還創造了能與東方相媲美的陶瓷工藝——無論是形態的純粹還是完美感都無二致。
此外，他們還創造了象形文字書寫體系，類似于古埃及人的文字。因爲沒有留下羅塞塔石（pierre de Rosette）這樣的碑文，人 們還沒有辦法解讀這些文字。這種文字使得他們能夠在無花果木製成的紙上書寫文集，這些紙張用鋅漂白，按照古代中國書籍的樣子折起來——他們在裏面記錄了曆 史、天文學知識（由旁邊的圖示可以推測，他們應該是世界上最早預言月食的民族）、複雜的禮儀以及他們最關切的時間的流逝。
但是他們卻不知印刷術，這就是爲什麽他們消亡了。1520年西班牙人狄亞哥·德·蘭達（Diego de Landa）踏上尤卡坦 （Yucatan）半島時，古代瑪雅社會已經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手稿、祭拜器物、紀念品，這些都由他們的後人保存下來，這些後人生活在森林深處散落的村子 裏。這些歷史記憶是很危險的，很有可能成爲新被征服的印第安人造反的誘因。狄亞哥·德·蘭達深諳這一點，他命人將古代瑪雅人所有的手寫典籍彙集到曼尼 （Mani）城中心廣場上，並放了一把火。被化爲灰燼的珍寶是不可估量的。征服者的野蠻行徑不得不叫人想起納粹軍官在紐倫堡設置的火盆，企圖以此抹掉西方 世界的歷史記憶。
想象一下，如果古登堡沒有應文藝復興之需，適時採用中國人的發明，創造活字印刷術，那麽一切又會是什麽樣子呢？
誠然，手稿還是會繼續被翻抄：不要忘記，克裏斯汀·德·皮贊或者瑪麗·德·法蘭西的詩歌，像《亞瑟王之死》 （Mort d’Arthur）、《馬車騎士》（Chevalier à la Charrette）、《羅蘭之歌》、《列那狐故事》這些小說，並沒有以 其他形式流傳開來。它們被抄寫在野獸的毛皮上——山羊皮——或者是布漿紙上，由僧侶著色、裝飾——那時抄寫員的職業比作家賺錢可要多。每一部作品都是獨一 無二的，被高價購買，存放在領主的府邸裏。
書寫文化是存在的，但是由於極其稀少，那是精英的特權。大部分人，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與書寫的文化相隔，沒有辦法與之接觸。科學、技術發明和各種思潮只能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在流傳。
重寫歷史總是很吸引人
如果沒有印刷的書籍，我們的世界將完全不一樣。也許它會同鼎盛時期的埃及社會、瑪雅社會一樣：一個封閉的世界，很難受什麽影響，不公正與不公平盛行，嚴重失衡，無可救藥。
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如我舉的例子，古時的瑪雅世界——沒有民主，法律面前鮮有平等，公民道德水平更是低下。大部分民衆，屈服于某幾個權高 位重的教士、某個太陽王、某些暴君、某些武裝的獨裁者統治。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處於有教養的僧侶統治之下，在那裏，藝術、知識、技術慢慢發展起來，但只 爲少數人服務。
在這樣的一種體制下，知識不是用來交流的，也不是用來謀求民衆的進步。它主要是用來在掌握知識的人與大部分隻識圖畫的人之間設立一道無法逾 越的障礙。建立宏偉的廟宇、富麗堂皇的宮殿，甚至像埃及那樣，建立金字塔那樣令人稱奇的墓穴。人民大衆，則像奴隸一樣建造著這些工程，甚至都不理解這一切 的意義。這就是怪龍之社會（la société du Dragon），正如普洛普在民間故事分析中定義的那樣。
沒有印刷術，沒有文字，我們的文明，西方的或東方的，會變成什麽樣子呢？也許就會變成過去那些專制而奢華的社會。它們完全依託某個擁有特權 的精英人物，埃及的法老、羅馬的帝王或者像尤卡坦的瑪雅真人（Vrai Homme），這些社會極其脆弱。一點點微小的事兒，一場饑荒、一次傳染病、一次 宮廷暴亂就足以摧毀它們，使它們化爲烏有。野蠻人進入羅馬時，暴君的長期統治與部落之間的鬥爭已經將整個國家摧毀殆盡，而這個國家曾是地中海的絕對統治 者。西班牙人深入美洲印第安大陸時，瑪雅人輝煌的城市、摩天廟宇、鍍金的宮殿已經成了被森林覆蓋的廢墟。饑民的起義或許推翻了暴君的統治，但是因爲缺乏技 術手段，他們榮耀的祖先的功勳和知識如今已經難以辨清了。狄亞哥·德·蘭達甚至都不需要焚燒手稿、打破神像：它們已經停止存在了。
重寫歷史總是很吸引人。對於我這樣的小說家來說，這可以讓心靈得到滿足，這對衡量文化與文明的相對性不無裨益——這也使保爾·瓦雷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得出了一個醍醐灌頂的結論：“我們這些文明，我們現在終於明白，我們總是會消亡的。”
事實上，我覺得根本就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書籍的世界。誠然，現在存在其他傳播知識的手段，通過圖像、電腦。也許這些新的手段有一天會完全取 代古登堡的發明。但，書是與人類文化相關的事物，不僅與他的思維方式相關而且與他雙手的形狀相關——是一種工具，可以與其他不可或缺的工具如錘子、刀、 針、開水壺等相提並論——也可以與其他精致的工具如小提琴、長笛、打擊樂器、毛筆、硯臺等相提並論。很難想象有一天書會變成虛擬交流的附屬物。書籍具體有 形的特性，本身就是創造性天才的標誌，是一代代流傳下來的薪火的標誌。也許是一本法律書，一本藝術書，一本力學專著，一本化學或數學書。也許是一本反抗詩 集，就像韓語詩人尹東柱（Yong Don Ju）在被日本人槍殺之前所寫的關於星星的詩歌，也許是一本現實主義的小說，像老舍的《正紅旗下》，也許是一 個鬆散卻充滿啓示意義的故事，如《愛麗絲漫遊仙境記》，也許是一本關於生存之道的範本，如伊斯蘭蘇菲派教徒魯米的啓示錄，或者像羅馬國王馬克·奧勒留 （Marc Aurèle）的勇之箴言。抑或，是書中之書，如古登堡曾經印刷的《聖經》，這也是（西方）出版史上印刷出版的第一本書。
但我們還是要擔心沒有書籍的世界會來臨。倘若沒有這個充滿智慧、愉悅和顛覆力的六面體，我們也許將再次看到幽靈般的神權政治與專制統治，可惡的怪龍——瑪雅人也稱之爲雲中蛇——將吞噬人類的心靈。
文學的世俗方面
我對於文學的思考也涉及其世俗的方面。
與小說家威廉·斯泰倫（William Styron）、米歇爾·圖尼埃，詩人讓·格羅斯讓（Jean Grosjean）及雷蒙·格諾一 樣，我有幸（相對而言）曾作爲一個讀者爲某家大出版社工作過幾年。有些人可能不瞭解這項工作，我可以做一點解釋，這項工作主要就是閱讀手稿、寫出內容概 要、給予某種出版意見（大部分時候是不出版的意見）。那時大家把這稱作出版社的“閱讀委員會”。有人告訴我現如今這一職業正在逐漸消失，現在大家都是請 “商業”讀者來進行這項閱讀工作，他們負責給出意見、建議，不是針對手稿的質量，而是針對手稿的銷售力。我覺得有點遺憾。
閱讀委員會，就我所知，有益於成就某種大的偏好，發掘出獨特的藝術，發現符合個人趣味的作品，那種真誠且完全脫離商業考慮的作品。在《蘇菲 的選擇》的最前面幾頁，威廉·斯泰倫講述了作爲職業讀者的痛苦，閱讀某些晦澀的小說或者過於流行的小說給精神帶來的疲憊，以及極其主觀化的評判方式，在閱 讀之前，要先嗅一嗅作品的味道，味道要是不對他口味，就徹底否決。
我還記得雷蒙·格諾彙報閱讀情況的某些情形，他信奉自己的科幻哲學，往往會把某部手稿的故事重寫一遍，讀的時候滿懷激情，然後一錘定音：絕對不能出版！這個格諾以一種詼諧的方式如此評價閱讀工作的價值：“那些不能出版的著作讓我受益匪淺。”
文學閱讀委員也不是不會犯錯。我們都記得閱讀委員會拒絕了《追憶似水年華》手稿，還說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文字是“不忍卒讀”。
有時，這些作家讀者的偏好倒也能帶來好的結果。比如巴黎某個大出版社聆聽了委員會全體成員對某部書給出的否定意見，該書要價很高，但明顯沒有價值，只不過因爲作者是某位部長或某個高水準運動員而已；但廣大讀者，要謹慎得多，才不會被人強迫接受這樣的書。
我又想起我曾經閱讀過納格·漢瑪迪（Nag Hammadi）《秘密的福音書》手稿的第一個法譯本，我與讓·格羅斯讓都欣然支援出版這本 書，但是它卻因“商人”的膽怯而被拒絕了——巴黎的大主教禁止出版，因爲該書可能會冒犯天主教讀者——不料十年後，誕生了一本經久不衰的暢銷書：《達·芬 奇密碼》。
就我而言，閱讀手稿往往讓我振奮，因爲它建立了一種與作者的切膚的聯繫。手稿的文字常常難以辨認——文本處理那時還不存在——充滿各種錯 誤，但手稿正具有一種誘惑力，是出版了的書籍不具有的。手稿尚未成書，它只是一種期待——我第一次讀到素未謀面的一個魁北克年輕人雷·讓·杜拉姆 （Réjean Ducharme）寄來的手稿時，那種激動的心情，至今我還記得。還有後來讀到安的列斯人帕迪克·夏穆瓦佐 （Patrick Chamoiseau）的手稿《德士可》（《Texaco》），我也是非常興奮。這就是閱讀工作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回報。
商人對文學的控制
既然我今天有機會在這裏談談文學，我也不想錯過這個機會，我要談談我的擔憂。
的確，作家的經濟狀況並不總是很好。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要靠自己的寫作生存都很艱難。拜倫僅靠出售手稿《海盜》就變得極其富有，維克 多·雨果靠《懲罰集》的稿酬就在根西島（Guernesey）買了一棟房子，那種時代已經很遙遠了。最近，文學代理人薩姆爾遜（Samuelson）先生 講述了他是怎麽下定決心要從事這項事業的，當初他從美國來拜望讓·保爾·薩特，發現這位法國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與隨筆作家，一個人生活在一家披薩店樓上的 單人間裏，眼睛不好，沒有救濟。克洛德·西蒙，《弗蘭德公路》的作者，新小說派著名的代表人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是一貧如洗，只能靠國家文學基金會 （la Caisse Nationale des Lettres）發給他的微薄補助度日，如果薩姆爾遜先生知道這些一定會更加震驚的。出版商對作家的 寡情正是衆所周知，而作家對出版商的怨恨也是由來已久。有時這種寡情與怨恨還能帶來一些有趣的通信，就像塞林納寫給加斯東·伽利瑪的這封信，塞林納大概是 這麽說的：“親愛的先生，我聽說您將與您的孩子一起去滑雪，歡度耶誕節；我要跟您說，我這裏，我的房間裏因爲沒有取暖設備已經結冰了。”就是這個加斯東 ——雖然我不確定這句話是否屬實——作了這麽一句精闢的評論：“作家就是妓女，總是準備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然而也有不少相處融洽的例子，有時與書相關的兩方之間甚至會有令人動容的相互忠誠。若沒有曙光（le Point du jour）出版 社，亨利·米修的作品又會怎樣呢？如果沒有午夜出版社，新小說的命運又會怎樣？如果沒有印刷商巴裏圖（Balitout），洛特雷阿蒙又會怎樣？既然我已 經提到了加斯東·伽利瑪的名字，很顯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法國文學，以《新法蘭西雜誌》爲中心，加上安德烈·馬爾羅、安德烈·紀德、阿爾貝·加繆這些作 家，都應對他懷有感激之情。只是我們有些惋惜，必須提到這些例外。
我並不確定如今情況是否改善了很多。商人的控制——我上面提到過——也許讓文學的生存甚至是它本身的存在，變得更艱難了。如今，出版詩歌已 經成了某種神聖的事業。而小說逐漸變成某種好萊塢式的東西，同樣的佐料可以一用再用，只需用某種調味汁調配一下——而且越來越甜膩了。
文學不僅僅用於自身的慶典
上世紀，種族理論盛行時，文化之間的根本差異被一提再提。以某種荒誕的等級理論爲基礎，殖民列強的經濟成就與所謂的文化優越性被等同起來。 這些理論，就像是狂熱、有毒的衝動，時不時在某個地方湧現，以此來證實新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合法性。有些民族也許步履艱難，因爲經濟落後或技術的陳舊， 而沒有存在（或話語）的權利。但是，難道人們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不管他們在哪里，也不管他們發展的水平，他們都使用著語言？每一種語言都是邏輯、 複雜、具有結構和分析性的一個整體，可以用來解釋世界——可以講述科學或者創造神話。只舉一個例子，我想說一下巴拿馬森林中印第安人的語言安貝拉語 （Embera），那些人住在偏遠之地，經濟非常困難，但是他們在日常語言之外卻擁有一種可傳達神話的文學語言。難道我們可以說這樣的民族是原始的嗎？
關於全球化的進程，我們忘記了這一現象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那時開始了最早的東方和中國之旅。全球化本身並不是壞事。交流促使醫學、科學更快地發展。也許資訊技術的普及化使競爭更加激烈，卻也有利於維護世界的和平。
現在，去殖民化後，文學是我們這個時代男男女女表達自我身份的一種方式，也是要求言語權、維護多樣性的方式。馬提尼克人埃梅·塞澤爾 （Aimé Césaire）的詩歌，馬達加斯加人拉哈日瑪納納（Raharimanana）的詩歌，魁北克印第安蒙塔涅人利塔·梅色斯托克索 （Rita Mestokosho）的詩歌，尼日利亞人索因卡（Soyinka）的詩歌，新喀裏多尼亞美拉尼西亞人德維·戈洛代 （Dewe Gorodé）的詩歌，毛里求斯人阿南達·德威（Ananda Devi）的小說，剛果人維爾費利德·恩松代 （Wilfried Nsondé）的小說，新墨西哥美洲印第安人斯克特·墨瑪代（Scott Momaday）的小說，拉克塔蘇人謝爾曼·阿萊克西 （Sherman Alexie）的小說，都讓我們明白了世界的複雜性。
世界範圍的文化是我們共同的事業。但它首先是讀者的責任，也是出版商的責任。的確，加拿大北部印第安人爲了能讓人聽到自己的聲音，不得不用 征服者的語言——法語或英語來創作，這是不公平的。的確，要讓毛里求斯或安的列斯群島的克裏奧爾語有一天會像現在媒體上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五六種語言那樣被 輕易聽到，那純屬幻想。但是，如果通過翻譯，世界能聽到他們，那麽新的事物、某種樂觀向上的東西就一定能産生。雖然自葛蘭西以來，文化經常被政治工具化， 成爲政治的幌子，但是走向世界是任何現代人都不能錯過的一種曆險，不然就會封閉或僵化。
文化，我常常說，是我們共同的財富，是屬於整個人類的東西。但要使這成爲現實，就應該賦予每個人同樣的辦法，以接觸文化。就此而言，歷史悠 久的書籍正是理想的工具。它實用、方便、經濟。它不需要特殊的技術創舉，而且在所有氣候下都可以保存。它惟一的缺陷——這也是我特別要向你們、向出版商朋 友提出來的——就是在很多國家書籍還是很難獲取。在毛里求斯（我很瞭解的一個小國家）購買一部小說或者一部詩集的支出會占去一個家庭預算開支的很大部分。 在非洲、東南亞、墨西哥、大洋洲，書籍依然是一種不易得的奢侈品。這一弊端並不是無法解決的。比如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出版，設立基金，用於建設圖書借閱室或 流動圖書車，更普及的方法，就是更加注重少數民族語言的需求及創作——有時少數民族的人數還是很可觀的——這些都可以促使文學繼續成爲自我認知、發現他 者、聆聽主題豐富曲調多樣的人類協奏曲的最佳途徑。
（小標題爲編輯所加）
“我想要成爲一個中國人， 越出我自己的國土”
作樂，但是不違背生活的準則：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曹雪芹）就是一種典型。其中描繪的場景並不是照搬現實，而是凸顯了某個小小的文人社 會，對於這個社會來說文化是權力的一種變體。相反，韓國，古時，豔情詩歌是由女性創作的，她們借由這一方式來確定自己的影響，同時也淪爲男性社會欲望與娛 樂的物件。如大家所見，文學很少走在其時代的前面，作家，因爲自己的時代，只能做一個完美的男性公民或女性公民。
我們一旦想到某個人與某座城市的聯結時，腦海中首先冒出來的作家可能就是中國小說家老舍。在他的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中——尤其是《正紅旗 下》以及《四世同堂》，他描繪了老北京的老百姓的生活場景，並最終讓新的讀者感受到這座古老而現代的城市的別樣美麗，感受到它的民衆面對戰爭時的英雄主 義，感受到對於一個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深切懷念。也許這座城市如今再也不存在了，或者也許它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這都不會令它失去真實。一代代人經歷的困 苦，一些人僞善，另一些人妥協，這些純樸民衆的心靈品質，爲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這些是我們體驗的真實情感，哪怕滿族人時代過去了，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 也許這就是文學的優勢所在，它能夠創造一個永恒的城市，與真實的城市交錯重疊，比紀念碑或者史書能更好地重現城市的往昔。
如果我能夠通過譯文來閱讀曹雪芹——當然還有巴金、老舍——這是因爲我接受了——更勝於此，是因爲我想要成爲一個中國人，越出我自己的國 土、越出我自己的確然，去造訪一位鄰居，雖然我不講他的語言，雖然我不知他的歷史。誠然，這很大一部分要歸因於好奇，但好奇難道不正是人類特有的重要品質 嗎？
——勒克萊齊奧2011年8月18日、19日在上海書展和華東師範大學的演講片斷
本版文字均由樊豔梅、高方譯，高方校
2011年8月7日 星期日
華裔在美國～歐洲～俄羅斯
美國是自由社會，歐洲(主要是西歐與北歐)是階層社會，而俄羅斯是轉型社會。華裔群體的境遇，呈現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在美國最好，歐洲次之，俄羅斯最差。
在美國的華裔，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占總人口的相對比例，相對於歐洲與俄羅斯都是最高的。截至2009年，美國華裔人口達到363.9萬。而2000年普查，華裔人口僅爲243萬。
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經調查認爲，截至2008年9月，在歐洲和俄羅斯的華裔總人數約250萬人。在西歐與北歐，華裔人口規模最大的爲英 國和法國，在40萬至60萬之間;德國、西班牙與荷蘭次之，在10萬至20萬之間;比利時、瑞典和奧地利對移民的進入控制較嚴，華裔在3萬左右，其他國家 均在3萬及以下。
在俄羅斯的華裔大致維持在10萬至60萬之間，但絕大多數在當地並無長期合法居留權，故“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一些人流出，另一些人又流入。
從統計學平均的角度，華裔在美國的境遇是最好的。華裔在美國的職業分佈呈兩極化，從事廚師、服務員等低收入的藍領工作的與從事教研、高科技等高收入的白領職業的比例差不多。
而歐洲的華裔，主要的職業有三種，經營中餐館，在歐洲有4.3萬家的中餐館;經營小商業，如皮革、皮鞋、服裝製造業等; 在英法等國出現了一些地方性的政治精英，如在英國各地先後有二十多位華裔擔任過地方議員;2008年的法國市鎮選舉俄羅斯的華裔，大體是改革開放以來中俄民間貿易發展的結果，主要經營中國商品的批發與分銷。
必須說明，雖然從經濟與社會地位來衡量，歐洲華裔的境遇比美國華裔要遜色一些，但華裔在歐洲並沒有遭受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或仇外、排外的民族主義，政府與社會層面都是如此。蓋美國與歐洲國家都是現代國家。
美國華裔的境遇與自由流動社會
常言道，“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在自然狀態下，水因重力的作用，從高處往低處流，要反過來讓水從低處往高處流，就必須做功。人要從低 處往高處走，同樣也是不容易的。衡量一個社會中個人從較低的階層往較高的階層爬升、遷躍的能力，就要看社會流動性(SOcia1 MObi1itY)，流動性好，意味著與你的父輩相比，你能去從事收入更高的職業、有更體面的社會地位。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較好，稱得上是一個自由社會，不是階層社會，意味著階層與階層之間是連續的分佈，處在不斷的流動之中，不會有階層的斷裂、 隔絕。而沒有階層的斷裂、隔絕，就不會有階層的固化和階層之間的對立，因爲任何階層之間的對立，乃至階級鬥爭，都是建立在階層固化的基礎上的。如果階層是 處在不斷的流動之中的，前面的人不斷爬上去，後面的人不斷走上來，前後相屬，綿綿不絕，任何人想要煽動階層之間的對立和仇視，也只能徒費唇舌。
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在《爲什麽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中認爲，與歐洲相比，美國較好實現了機會均等，工人有更多的機會提高自己的地位，說明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更好，這是美國工人更多傾向于“生産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的原因，也是社會主義在美國不振的原因之一。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好，是因爲經濟流動性好，就業機會多，對社會成員的開放性好，且保持了良好的創造性，使得新産品、新技術、新生産方法等層出不窮，這意味著新的就業機會源源不斷地産生，意味著經濟體對人力資源保持著旺盛的需求。
例如，手機、個人電腦、互聯網的發展與運用，美國個人與企業爲之提供了強大的牽引力，先後湧現了手機發明者摩托羅拉，硬體製造商IBM， 比爾·蓋茨的微軟，CPU研發與製造商Inte1與AMD，“整合全球資訊，使之更便捷、更有用”的搜索引擎GOO◇1e，ZucKer◇er◇的社交網 絡F◇ce～◇OOK，極大提升了資訊流動性的Twitter，引領手機及個人電腦新時尚的蘋果公司等。
這些企業，有相當一部分是一個或少數幾個人逞“個人英雄主義”，又恰好適應了市場趨勢和時代潮流的産物，這些人不僅因此自己經濟和社會地位 得以大幅度躍遷，各領風騷，成爲時代英雄，還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是朝著更好、更便利的方向;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尤其是高收入就業機會，而且是 不分畛域，能者居之。
正是在這樣良好的經濟流動性和在此基礎上的良好社會流動性下，美國華裔中接近一半的人得以從事科研、高技術、白領等高收入職業，獲得較高的 經濟與社會地位，而且，這些人大部分是第1代移民。事實上是，不論你的族裔和出身如何，使你總能從事可創造最大社會價值的職業，從而使你的經濟與社會境況 總能與你的能力相匹配，恰恰是一個開放社會的最大魅力所在，因此，不僅是華裔因此受益，印度裔等也因此受益，是所有人都因此受益。
前面把美國歸爲高社會流動性的“自由社會”，但也不能因此忽略美國社會內部的多樣性。事實上，在美國社會，也有兩個美國，一個是加利福尼亞 州式的美國，更傾向於民主黨，主張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的歐洲模式;另一個是德克薩斯州式的美國，更傾向於共和黨，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更多經濟自由的 模式，信奉1776年的兩個文獻:傑弗遜的《獨立宣言》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美國人總體上還是更傾向於第二個美國的，有兩點可證。一是2010年美國出現了以減稅、反對政府自我賦權的草根性的茶黨運動，風生水起，有聲有色，這與金融危機以來歐洲公營部門和國有企業工會主導的反對減高薪水、減高福利的大量罷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二個證據更重要，2010年4月1日美國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新出來的人口資料將決定美國未來十年各州在聯邦衆議院的議席數量及各州的選 舉人票數(選總統用的)，目前出來的結果是，8個州的衆議院席次出現了增加，共和黨的大本營德克薩斯州增加了4席，這些州大多數是傾向共和黨的;10個州 的衆議院席次出現了減少～～2008年總統選舉中，這10州奧巴馬贏了8個，民主黨的大本營紐約州減少了2席。這是因爲選民用腳投票，選擇去有更多經濟自 由度和社會流動性的州工作和生活的結果，而這些州基本上都是共和黨人治理的。這說明，在州及地方治理層面上，有更多的競爭是好事，選民因此有了更多選擇， 除了行使用手投票的權利之外，還可以保留用腳投票的權利。
四 歐洲華裔的境遇與階層社會
與美國相比，歐洲的社會流動性就差了些，是階層社會，意味著階層與階層之間的連通性不是很好，上升、遷躍的通道窄小，因此就會産生明顯的階層斷裂與隔絕，從而導致階層的分化與固化，大體上都出現了三個階層。
第一階層，是公職人員與國有企業員工。由於陽光法案與權力制衡等措施，西歐與北歐的公職人員清廉指數都比較高，但他們都過得比較愜意，工作 清閒，經濟收入好，社會地位高。2010年，希臘爆發了債務危機，借錢維持公職人員與國企員工高收入、高福利有點難以爲繼了，政府爲此不得不給他們稍稍降 一些收入和福利，但這些下午3點鍾就可以下班的公職人員不依了，發起了多次罷工。
2010年12月，西班牙的國企員工全部航管員二千三百多人以“集體患病”爲由脫崗罷工，造成兩千多個航班停飛，六十多萬乘客滯留，以報復 西班牙政府減薪。這些航管員，上班時間少，加班津貼高，平均年薪近40萬歐元，52歲就可以退休。政府稍稍給他們減了一點薪，以示共度時艱，減薪後的收入 仍相當於西班牙首相的3倍，就這樣，他們還不依，不惜綁架旅客。
法國政府由於財政困難，通過改革，將退休年齡從65歲推遲到67歲，最不願意的是公職人員和國企員工，他們發起多次罷工，地鐵停運，公共交通中斷，不惜綁架全體市民。
之所以出現這一階層是因爲，一方面，政府相信在許多事情上公營部門比私營部門、國有企業比私有企業更能實現公共利益，因此這些部門和企業是 不可能關閉的;另一方面，政府容許公營部門、國有企業像私營部門、私有企業那樣建立工會，由於這些部門和企業涉及公共服務、公共交通，工會手中的籌碼更 大，結果就是，政府不斷用納稅人的錢來安撫這些人日益增長的胃口，反正也不是官員自己的錢。
第二階層，是私營部門員工。這些企業要繳納很高的稅，員工的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也很高，這些稅金是政府福利基金的主要來源，總體上，這些 人繳納的稅要高於他們享受的福利，這其中的差額，一部分就成爲第一階層公職人員與國有企業員工享受的租金，另一部分就成爲第三階層享受的福利。
第三階層，是不工作者和失業者。由於政府給失業者的福利非常豐厚，足以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這等於擡高了工作者的機會成本，這就使得收入在 這一福利上下的許多人選擇不工作，這就是福利性失業(因而減少了勞力的供給)。而另一部分人，是由於就業機會缺乏(即市場缺乏對勞力的需求)而失業，這種 失業者常常是年輕人，許多還有高學歷。歐洲的失業率普遍高於美國，其中年輕人失業率要遠高於涵蓋所有人的失業率。
這三個階層是比較固化的，有一部分第三階層的人喜歡這樣的生活，另一部分第三階層的人想上升到第二、第一階層而不得，第二階層羡慕第一階層 養尊處優、無憂無慮的生活。由於國有經濟對私營經濟的擠出效應、高稅收、企業雇工不自由等，市場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尤其高收入就業機會的能力就比較薄弱，前 面說的手機、個人電腦、互聯網等方面的主要創新基本是在美國而不是在歐洲産生，不是偶然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國人想要向上流動猶不容易，更何況華裔，這就是華裔主要只能經營中餐館、小商業、買賣中國商品的原因，也是中國名校學生、知識精英更喜歡去美國深造的原因，固化的社會結構實難辭其咎。
五 俄羅斯華裔的境遇與轉型社會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俄羅斯和東歐等轉型社會，有民族主義的明流與暗流洶湧，在德國的東部地區(前東德)，今年2月出現了幾千人規模的新 納粹遊行，民衆則自發組織了2萬人規模的反納粹遊行進行反制。值得一提的是，新納粹基本都産生於轉型社會的東德地區。同樣在俄羅斯，也有新納粹和光頭黨， 包括華裔在內的外來移民常成爲他們攻擊的目標。
這其實是計劃經濟的後遺症。在計劃經濟下，有一個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國家是惟一雇主，民衆尤其是城市民衆是雇員。在清一色國企的情況下， 國企不是面向市場而生産的，因而其對雇傭職工的要求也不是按照市場標準的。當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大批國企要麽破産，要麽轉型以面向市場需求，大批國企 員工也因此失去工作，一部分人永遠也找不到工作，因爲他們缺乏適應市場需求的知識和技能。原則上，其他條件不變，那些在國企浸淫越久的員工，其在市場經濟 下的謀生能力就越弱，不得不淪爲社會底層，領一份微薄的救濟金，或從事一份收入微薄的低知識、低技能簡單工作。
俄羅斯轉型過程已逾20年，這些人的子女也成長起來了，故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構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存在。當華裔進入俄羅斯時，從事的職 業，首先是與這些人而不是高知識階層有直接的經濟競爭，其次將個人經濟和社會上的失敗歸咎于外人而不是自己或自己過去在其中浸淫日久的體制，心理關更容易 跨過，成本上也更低，因爲外人在這裏更缺乏保護，從而民
族主義及其變種種族主義就成爲他們自我肯定的春藥。在政治層面上，民族主義因爲可以製造出一個個具體的假想敵，從而可被當作公共治理失措及社會矛盾的掩體，政府因而就無意給予外來者與國人一樣的國民待遇和國民保護。
所以，總體上俄羅斯經濟在增長，經濟流動性和社會流動性都可以，但由於計劃經濟的歷史存在造成的社會底層流動性較差，是華裔在俄羅斯境遇較差的重要原因，這是轉型社會的代價之一。
六 自由社會、階層社會與轉型社會的區別
總體是，美國是具有良好的社會流動性、經濟流動性，讓包括華裔在內的一切外裔因此受益，讓包括外裔在內的一切居民因此受益;歐洲，主要是西 歐與北歐，是階層社會，社會流動性較差，有明顯的階層分化與固化，影響了包括華裔及外裔在內的一切居民階層上升和遷躍;俄羅斯，是轉型社會，總體經濟流動 性、社會流動性不錯，但計劃經濟體系下的部分人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導致其社會底層流動性較差。這是造成三個區域華裔的境遇呈下坡式梯度，並進而導致華裔 人口在這三個區域呈下坡式梯度分佈的原因。
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生存力強，適應力強。爲了追求夢想、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他們不僅在中國大地上頑強生存和快速適應，更能漂洋過海，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因此上述分析不可使我們得出簡單結論，華裔在海外只是被動地適應當地的環境。事實上，華裔也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已日益構成當地環境的一部分。而這種意識的萌發，必將在世界各地塑造一個個全新的華裔群體。
在美國的華裔，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占總人口的相對比例，相對於歐洲與俄羅斯都是最高的。截至2009年，美國華裔人口達到363.9萬。而2000年普查，華裔人口僅爲243萬。
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經調查認爲，截至2008年9月，在歐洲和俄羅斯的華裔總人數約250萬人。在西歐與北歐，華裔人口規模最大的爲英 國和法國，在40萬至60萬之間;德國、西班牙與荷蘭次之，在10萬至20萬之間;比利時、瑞典和奧地利對移民的進入控制較嚴，華裔在3萬左右，其他國家 均在3萬及以下。
在俄羅斯的華裔大致維持在10萬至60萬之間，但絕大多數在當地並無長期合法居留權，故“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一些人流出，另一些人又流入。
從統計學平均的角度，華裔在美國的境遇是最好的。華裔在美國的職業分佈呈兩極化，從事廚師、服務員等低收入的藍領工作的與從事教研、高科技等高收入的白領職業的比例差不多。
而歐洲的華裔，主要的職業有三種，經營中餐館，在歐洲有4.3萬家的中餐館;經營小商業，如皮革、皮鞋、服裝製造業等; 在英法等國出現了一些地方性的政治精英，如在英國各地先後有二十多位華裔擔任過地方議員;2008年的法國市鎮選舉俄羅斯的華裔，大體是改革開放以來中俄民間貿易發展的結果，主要經營中國商品的批發與分銷。
必須說明，雖然從經濟與社會地位來衡量，歐洲華裔的境遇比美國華裔要遜色一些，但華裔在歐洲並沒有遭受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或仇外、排外的民族主義，政府與社會層面都是如此。蓋美國與歐洲國家都是現代國家。
美國華裔的境遇與自由流動社會
常言道，“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在自然狀態下，水因重力的作用，從高處往低處流，要反過來讓水從低處往高處流，就必須做功。人要從低 處往高處走，同樣也是不容易的。衡量一個社會中個人從較低的階層往較高的階層爬升、遷躍的能力，就要看社會流動性(SOcia1 MObi1itY)，流動性好，意味著與你的父輩相比，你能去從事收入更高的職業、有更體面的社會地位。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較好，稱得上是一個自由社會，不是階層社會，意味著階層與階層之間是連續的分佈，處在不斷的流動之中，不會有階層的斷裂、 隔絕。而沒有階層的斷裂、隔絕，就不會有階層的固化和階層之間的對立，因爲任何階層之間的對立，乃至階級鬥爭，都是建立在階層固化的基礎上的。如果階層是 處在不斷的流動之中的，前面的人不斷爬上去，後面的人不斷走上來，前後相屬，綿綿不絕，任何人想要煽動階層之間的對立和仇視，也只能徒費唇舌。
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在《爲什麽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中認爲，與歐洲相比，美國較好實現了機會均等，工人有更多的機會提高自己的地位，說明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更好，這是美國工人更多傾向于“生産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的原因，也是社會主義在美國不振的原因之一。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好，是因爲經濟流動性好，就業機會多，對社會成員的開放性好，且保持了良好的創造性，使得新産品、新技術、新生産方法等層出不窮，這意味著新的就業機會源源不斷地産生，意味著經濟體對人力資源保持著旺盛的需求。
例如，手機、個人電腦、互聯網的發展與運用，美國個人與企業爲之提供了強大的牽引力，先後湧現了手機發明者摩托羅拉，硬體製造商IBM， 比爾·蓋茨的微軟，CPU研發與製造商Inte1與AMD，“整合全球資訊，使之更便捷、更有用”的搜索引擎GOO◇1e，ZucKer◇er◇的社交網 絡F◇ce～◇OOK，極大提升了資訊流動性的Twitter，引領手機及個人電腦新時尚的蘋果公司等。
這些企業，有相當一部分是一個或少數幾個人逞“個人英雄主義”，又恰好適應了市場趨勢和時代潮流的産物，這些人不僅因此自己經濟和社會地位 得以大幅度躍遷，各領風騷，成爲時代英雄，還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是朝著更好、更便利的方向;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尤其是高收入就業機會，而且是 不分畛域，能者居之。
正是在這樣良好的經濟流動性和在此基礎上的良好社會流動性下，美國華裔中接近一半的人得以從事科研、高技術、白領等高收入職業，獲得較高的 經濟與社會地位，而且，這些人大部分是第1代移民。事實上是，不論你的族裔和出身如何，使你總能從事可創造最大社會價值的職業，從而使你的經濟與社會境況 總能與你的能力相匹配，恰恰是一個開放社會的最大魅力所在，因此，不僅是華裔因此受益，印度裔等也因此受益，是所有人都因此受益。
前面把美國歸爲高社會流動性的“自由社會”，但也不能因此忽略美國社會內部的多樣性。事實上，在美國社會，也有兩個美國，一個是加利福尼亞 州式的美國，更傾向於民主黨，主張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的歐洲模式;另一個是德克薩斯州式的美國，更傾向於共和黨，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更多經濟自由的 模式，信奉1776年的兩個文獻:傑弗遜的《獨立宣言》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美國人總體上還是更傾向於第二個美國的，有兩點可證。一是2010年美國出現了以減稅、反對政府自我賦權的草根性的茶黨運動，風生水起，有聲有色，這與金融危機以來歐洲公營部門和國有企業工會主導的反對減高薪水、減高福利的大量罷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二個證據更重要，2010年4月1日美國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新出來的人口資料將決定美國未來十年各州在聯邦衆議院的議席數量及各州的選 舉人票數(選總統用的)，目前出來的結果是，8個州的衆議院席次出現了增加，共和黨的大本營德克薩斯州增加了4席，這些州大多數是傾向共和黨的;10個州 的衆議院席次出現了減少～～2008年總統選舉中，這10州奧巴馬贏了8個，民主黨的大本營紐約州減少了2席。這是因爲選民用腳投票，選擇去有更多經濟自 由度和社會流動性的州工作和生活的結果，而這些州基本上都是共和黨人治理的。這說明，在州及地方治理層面上，有更多的競爭是好事，選民因此有了更多選擇， 除了行使用手投票的權利之外，還可以保留用腳投票的權利。
四 歐洲華裔的境遇與階層社會
與美國相比，歐洲的社會流動性就差了些，是階層社會，意味著階層與階層之間的連通性不是很好，上升、遷躍的通道窄小，因此就會産生明顯的階層斷裂與隔絕，從而導致階層的分化與固化，大體上都出現了三個階層。
第一階層，是公職人員與國有企業員工。由於陽光法案與權力制衡等措施，西歐與北歐的公職人員清廉指數都比較高，但他們都過得比較愜意，工作 清閒，經濟收入好，社會地位高。2010年，希臘爆發了債務危機，借錢維持公職人員與國企員工高收入、高福利有點難以爲繼了，政府爲此不得不給他們稍稍降 一些收入和福利，但這些下午3點鍾就可以下班的公職人員不依了，發起了多次罷工。
2010年12月，西班牙的國企員工全部航管員二千三百多人以“集體患病”爲由脫崗罷工，造成兩千多個航班停飛，六十多萬乘客滯留，以報復 西班牙政府減薪。這些航管員，上班時間少，加班津貼高，平均年薪近40萬歐元，52歲就可以退休。政府稍稍給他們減了一點薪，以示共度時艱，減薪後的收入 仍相當於西班牙首相的3倍，就這樣，他們還不依，不惜綁架旅客。
法國政府由於財政困難，通過改革，將退休年齡從65歲推遲到67歲，最不願意的是公職人員和國企員工，他們發起多次罷工，地鐵停運，公共交通中斷，不惜綁架全體市民。
之所以出現這一階層是因爲，一方面，政府相信在許多事情上公營部門比私營部門、國有企業比私有企業更能實現公共利益，因此這些部門和企業是 不可能關閉的;另一方面，政府容許公營部門、國有企業像私營部門、私有企業那樣建立工會，由於這些部門和企業涉及公共服務、公共交通，工會手中的籌碼更 大，結果就是，政府不斷用納稅人的錢來安撫這些人日益增長的胃口，反正也不是官員自己的錢。
第二階層，是私營部門員工。這些企業要繳納很高的稅，員工的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也很高，這些稅金是政府福利基金的主要來源，總體上，這些 人繳納的稅要高於他們享受的福利，這其中的差額，一部分就成爲第一階層公職人員與國有企業員工享受的租金，另一部分就成爲第三階層享受的福利。
第三階層，是不工作者和失業者。由於政府給失業者的福利非常豐厚，足以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這等於擡高了工作者的機會成本，這就使得收入在 這一福利上下的許多人選擇不工作，這就是福利性失業(因而減少了勞力的供給)。而另一部分人，是由於就業機會缺乏(即市場缺乏對勞力的需求)而失業，這種 失業者常常是年輕人，許多還有高學歷。歐洲的失業率普遍高於美國，其中年輕人失業率要遠高於涵蓋所有人的失業率。
這三個階層是比較固化的，有一部分第三階層的人喜歡這樣的生活，另一部分第三階層的人想上升到第二、第一階層而不得，第二階層羡慕第一階層 養尊處優、無憂無慮的生活。由於國有經濟對私營經濟的擠出效應、高稅收、企業雇工不自由等，市場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尤其高收入就業機會的能力就比較薄弱，前 面說的手機、個人電腦、互聯網等方面的主要創新基本是在美國而不是在歐洲産生，不是偶然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國人想要向上流動猶不容易，更何況華裔，這就是華裔主要只能經營中餐館、小商業、買賣中國商品的原因，也是中國名校學生、知識精英更喜歡去美國深造的原因，固化的社會結構實難辭其咎。
五 俄羅斯華裔的境遇與轉型社會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俄羅斯和東歐等轉型社會，有民族主義的明流與暗流洶湧，在德國的東部地區(前東德)，今年2月出現了幾千人規模的新 納粹遊行，民衆則自發組織了2萬人規模的反納粹遊行進行反制。值得一提的是，新納粹基本都産生於轉型社會的東德地區。同樣在俄羅斯，也有新納粹和光頭黨， 包括華裔在內的外來移民常成爲他們攻擊的目標。
這其實是計劃經濟的後遺症。在計劃經濟下，有一個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國家是惟一雇主，民衆尤其是城市民衆是雇員。在清一色國企的情況下， 國企不是面向市場而生産的，因而其對雇傭職工的要求也不是按照市場標準的。當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大批國企要麽破産，要麽轉型以面向市場需求，大批國企 員工也因此失去工作，一部分人永遠也找不到工作，因爲他們缺乏適應市場需求的知識和技能。原則上，其他條件不變，那些在國企浸淫越久的員工，其在市場經濟 下的謀生能力就越弱，不得不淪爲社會底層，領一份微薄的救濟金，或從事一份收入微薄的低知識、低技能簡單工作。
俄羅斯轉型過程已逾20年，這些人的子女也成長起來了，故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構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存在。當華裔進入俄羅斯時，從事的職 業，首先是與這些人而不是高知識階層有直接的經濟競爭，其次將個人經濟和社會上的失敗歸咎于外人而不是自己或自己過去在其中浸淫日久的體制，心理關更容易 跨過，成本上也更低，因爲外人在這裏更缺乏保護，從而民
族主義及其變種種族主義就成爲他們自我肯定的春藥。在政治層面上，民族主義因爲可以製造出一個個具體的假想敵，從而可被當作公共治理失措及社會矛盾的掩體，政府因而就無意給予外來者與國人一樣的國民待遇和國民保護。
所以，總體上俄羅斯經濟在增長，經濟流動性和社會流動性都可以，但由於計劃經濟的歷史存在造成的社會底層流動性較差，是華裔在俄羅斯境遇較差的重要原因，這是轉型社會的代價之一。
六 自由社會、階層社會與轉型社會的區別
總體是，美國是具有良好的社會流動性、經濟流動性，讓包括華裔在內的一切外裔因此受益，讓包括外裔在內的一切居民因此受益;歐洲，主要是西 歐與北歐，是階層社會，社會流動性較差，有明顯的階層分化與固化，影響了包括華裔及外裔在內的一切居民階層上升和遷躍;俄羅斯，是轉型社會，總體經濟流動 性、社會流動性不錯，但計劃經濟體系下的部分人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導致其社會底層流動性較差。這是造成三個區域華裔的境遇呈下坡式梯度，並進而導致華裔 人口在這三個區域呈下坡式梯度分佈的原因。
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生存力強，適應力強。爲了追求夢想、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他們不僅在中國大地上頑強生存和快速適應，更能漂洋過海，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因此上述分析不可使我們得出簡單結論，華裔在海外只是被動地適應當地的環境。事實上，華裔也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已日益構成當地環境的一部分。而這種意識的萌發，必將在世界各地塑造一個個全新的華裔群體。
2010年5月30日 星期日
德意志使命的領受者
荷爾德林生活於18、19世紀之間。那時尚無“德國”。所謂“德意志”者,是若干小邦所在的一落後地區的 總名。旁有法、英兩個強鄰,這些同文、同種的小邦,就有立國之志,並有稱雄之心。
荷爾德林對德意志使命的感受,乃是“神聖”的一路。他深感世界的靈(Weltgeist,或荷爾德林稱的 時間之主),就要降臨日爾曼了。所謂“世界的靈”,或近於我們所稱的“天命”,惟偏于文化,而非政權。又這靈是在時間裏展開的,那結果便是“歷史”。因此 這歷史,實非我們平素說的,乃人類以往經驗的總和。它是靈的歷史,正統論的歷史；凡不在正統的民族,都不配有“歷史”的名字。又這靈初展現的地方,是巴勒 斯坦,而後是希臘；中經羅馬後(似羅馬屬於希臘的“閏統”),又飛越阿爾卑斯山,正奔德意志而來。又天命的每一次降臨,都實現爲一果子:希伯來宗教(包括 此後的基督教),希臘的文明。後之而起的民族,須在前二者的基礎上,去領天命,方可成爲正統的一環節。故所謂領天命,乃是以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去繼承、改 造、提升兩個傳統。這便是德意志的天命之所在,亦其對歷史、對文明的使命之所在。
荷爾德林對德意志使命的感受,乃是“神聖”的一路。他深感世界的靈(Weltgeist,或荷爾德林稱的 時間之主),就要降臨日爾曼了。所謂“世界的靈”,或近於我們所稱的“天命”,惟偏于文化,而非政權。又這靈是在時間裏展開的,那結果便是“歷史”。因此 這歷史,實非我們平素說的,乃人類以往經驗的總和。它是靈的歷史,正統論的歷史；凡不在正統的民族,都不配有“歷史”的名字。又這靈初展現的地方,是巴勒 斯坦,而後是希臘；中經羅馬後(似羅馬屬於希臘的“閏統”),又飛越阿爾卑斯山,正奔德意志而來。又天命的每一次降臨,都實現爲一果子:希伯來宗教(包括 此後的基督教),希臘的文明。後之而起的民族,須在前二者的基礎上,去領天命,方可成爲正統的一環節。故所謂領天命,乃是以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去繼承、改 造、提升兩個傳統。這便是德意志的天命之所在,亦其對歷史、對文明的使命之所在。
2009年12月26日 星期六
The Big BN(O) Escape
The Big BN(O) Escape
December 25th, 2009
Gossips were suggesting on local website forums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holders of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s (BNO) had been granted permanent residence by a few European governments.
The theory goes like this: the BNO passport issued by the UK government, although a second-rate travel document tailor-made for 3.5 million Hongkongers born in the former colony before 1997, is considered equal to that of a full UK citizen because the EU views all human rights under the umbrella of “British nationals,” whether “overseas” or not, as the same.
A few lucky ones from Hong Kong, rumour also has it, are bouncing off the walls already after having sneaked into remote towns in som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as “British citizens” with their BNO passports, as immigration officers there snubbe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by not recognizing its second-class status.
But the good news didn’t last long. Not until the story was published in a Hong Kong Chinese newspaper, calling for both British and EU authorities to “clarify” the status of BNO passport holders, did an EU spokesman officially deny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loophole, re-affirming that it would be a fantasy for Hongkongers to enter Europe as freely as crossing Victoria Harbour from, say, Admiralty to Tsim Sha Tsui.
What a disappointment. Whether it was true, Hongkongers have a few important lessons to learn. The first one is to be better informed about the world. Europe is infested with too many immigrants already—not least the Chinese in all EU member-states. It would be a bit idiotic to assume that, after the Swiss have held a referendum to veto the building of an Islamic tower on their land, Europeans would embrace, with a hospitable joy, more Chinese restaurants, foot massage parlors and shoe and T-shirt factories in Milan or a few Chinatowns under Les Alps buzzing with red lanterns and lion-dancers celebrat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Second, if someone in Hong Kong has been so clever as to have discovered the loophole like a smart mouse under the cellar spotting a crack in the floorboard, instead of trumpeting the good news around, shouldn’t he keep his lip buttoned? Getting it published in a local paper is an open invitation for the housewife in the kitchen to repair the floorboard to keep her cheese safe.
And good luck to the few who’ve allegedly made it. Yes, they’ve watched plenty of Tom and Jerry and learned to be smart enough to beat to the punch. They’ll pack up and come back. There’s more than just cheese here. There’s a whole banquet in Hong Kong or across the border in China.
Chip Tsao is a best-selling author and columnist. 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BBC, his columns have also appeared in Apple Daily, Next Magazine and CUP Magazine, among others.
December 25th, 2009
Gossips were suggesting on local website forums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holders of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s (BNO) had been granted permanent residence by a few European governments.
The theory goes like this: the BNO passport issued by the UK government, although a second-rate travel document tailor-made for 3.5 million Hongkongers born in the former colony before 1997, is considered equal to that of a full UK citizen because the EU views all human rights under the umbrella of “British nationals,” whether “overseas” or not, as the same.
A few lucky ones from Hong Kong, rumour also has it, are bouncing off the walls already after having sneaked into remote towns in som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as “British citizens” with their BNO passports, as immigration officers there snubbe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by not recognizing its second-class status.
But the good news didn’t last long. Not until the story was published in a Hong Kong Chinese newspaper, calling for both British and EU authorities to “clarify” the status of BNO passport holders, did an EU spokesman officially deny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loophole, re-affirming that it would be a fantasy for Hongkongers to enter Europe as freely as crossing Victoria Harbour from, say, Admiralty to Tsim Sha Tsui.
What a disappointment. Whether it was true, Hongkongers have a few important lessons to learn. The first one is to be better informed about the world. Europe is infested with too many immigrants already—not least the Chinese in all EU member-states. It would be a bit idiotic to assume that, after the Swiss have held a referendum to veto the building of an Islamic tower on their land, Europeans would embrace, with a hospitable joy, more Chinese restaurants, foot massage parlors and shoe and T-shirt factories in Milan or a few Chinatowns under Les Alps buzzing with red lanterns and lion-dancers celebrat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Second, if someone in Hong Kong has been so clever as to have discovered the loophole like a smart mouse under the cellar spotting a crack in the floorboard, instead of trumpeting the good news around, shouldn’t he keep his lip buttoned? Getting it published in a local paper is an open invitation for the housewife in the kitchen to repair the floorboard to keep her cheese safe.
And good luck to the few who’ve allegedly made it. Yes, they’ve watched plenty of Tom and Jerry and learned to be smart enough to beat to the punch. They’ll pack up and come back. There’s more than just cheese here. There’s a whole banquet in Hong Kong or across the border in China.
Chip Tsao is a best-selling author and columnist. 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BBC, his columns have also appeared in Apple Daily, Next Magazine and CUP Magazine, among others.
2009年8月15日 星期六
周秀娜不是一個社會問題
以下是複製自"小奧斯陸網誌" (標題是自訂)
不是所有僆模也是無腦，正如不是全本《忽然一週》亦一無是處，總有值得一看的部分，例如屬於專訪的「留言集」，遠比《壹週刊》的「豪語錄」可讀，今期出版的就有周秀娜，看她的回應，妙語如珠，感覺非常爽，讓我想到成為「忽然女神」的候選港姐林潔瑜的網誌，同樣讀得舒懷，有血有肉真性情，也帶腦出街，在偽人假物當道的社會，仲想點。
– — – –
真喜歡周秀娜的真
膽正命平 周秀娜
看周秀娜，是件很賞心悅目的事。先別說她的胸有多大腿有多長，單看她回應坊間衛道之士的抨擊，已經夠精彩。白韻琴指她的人形攬枕猶如供男士洩慾的吹氣公仔，她說：「我個攬枕入面係棉花，一返屋企就攬得，唔使吹氣咁麻煩，大家可以慳番啖氣。」
言下之意，白姐姐你嘥鬼氣。
袁彌明、何超儀、馬詩慧、周汶錡等齊齊狂插周秀娜敗壞社會風氣，她又說：「如果一個女性身體引唔起男性遐想，我會覺得幾大鑊。喺我呢個年齡，大部分人都鍾意我嘅產品。」
言下之意，你哋班無身材嘅中女auntie， out喇！
十歲從潮州來港的周秀娜，向來膽正命平。o靚模成行成市個個表面扮可愛，實質統統行性感，造作矯扭，你寸我我插你，五十步笑百步，看得令人反胃。周秀娜簡單得多，由始至終只有一種原始武器——脫。性幻想對象就性幻想對象，人棄我取，又是一條生路。
動漫節選美出身的周秀娜，最近紅爆動漫界，算不算「衣錦榮歸」？雖然，她的「衣」，一直都很少。
證明我紅
書展、動漫節結束，周秀娜應該是大贏家。三萬本寫真集和數以百計的人形攬枕，人氣令她高踞各大平面傳媒和電子網絡。你有你罵，她有她剝，剝到疑似露暈，綽號「露暈娜」。愈露愈紅，愈紅愈多人買。罵她的人，還是慳番啖氣好了。
忽：之前玩滴雪糕，最近穿褻衣出人形攬枕，做model有沒有必要這樣搏？
周：我不覺得這是「搏」，之前出過T恤，今次當然要出另外一些產品。攬枕在日本、台灣一早流行，今次純粹是商業考慮。喜歡我的人可以很實在地擁抱一個周秀娜，有甚麼不好？
忽：是刻意讓人有遐想吧？
周：你可以這樣說。我幾滿意自己身形，況且作為女仔，如果不能令男性有遐想，我覺得是一件很大鑊的事。
忽：但假如是性幻想呢？
周：（大笑）Fans買了之後做甚麼，已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我只知道這件事是自己願意的、喜歡的，況且，我又沒有傷害人。
忽：很多人說你有傷風化、敗壞道德。
周：社會風氣，不是一個周秀娜就可以敗壞得了。抨擊我的人，多數受之前寫真集影響。他們大部分從未看過我本寫真集，只是看了報紙雜誌登的某幾張相，便斷定我教壞細路，這對我不公平。
我們這些被人叫「o靚模」的，因為身高所限，很少大牌子找我們行天橋，因此只能做平面模特兒。既然外在因素已令工作有所限制了，自己反正後生，沒有不能嘗試的事，也可以做一些有衝擊性的事。
每個人的成長背景和生活環境不同，批評我的人可能因時代關係接受不了我這套。但坊間的反應告訴我，十來二十歲，我這代的人不單不抗拒，而且還很接受和喜歡，這就證明我的決定是正確。其他的批評，一向少理。
忽：被群插得體無完膚，難道一點不快都無？
周：當然有，我都是女仔，總有軟弱的時候，最討厭被同輩趁機以言論抽水。其實o靚模們都在做大同小異的事情，我只不過跳出了框框，做了可能大家都想，但又不敢做的事。慶幸我EQ向來高，退一步看，有是非，報紙雜誌才有新聞寫。問心，自己也是讀者，有時都覺得這些新聞幾有娛樂性。我既然做這行，不是要去娛樂人嗎？若然新聞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我反而會想，是不是應好好享受呢？說到尾，這證明我紅。
愛惜自己
o靚模通常賣可愛，但周秀娜很倔。她聲線低沉，說話時鼻音重，又無尾音，懶得跟你扮親和。不扮可愛，可能也是可愛的一種。
忽：傳媒叫你「翻版樂基兒」，覺得自己似樂基兒嗎？
周：其實一點也不似。之前並不留意她，自從傳媒給了我這個稱號後，才仔細看她，我覺得不似。不過，這個「朵」不壞，起碼一出道就有人認識，容易令人有印象。
忽： Kama（羅凱珊、前邦民女）說你打假波，怎樣看這個人？
周：不會嬲她，我從來沒有理這個人。
忽：覺不覺得 Angelababy是最大勁敵？
周：我很欣賞她，你也可以欣賞你的對手吧？她不過是一個二十歲女仔，二十歲，可以有一萬個理由放肆和任性，但她做到的已遠遠超過二十歲女仔可以做的事，與此同時還要承受外界的壓力。我不單止欣賞她的美貌，更欣賞她忠於自己的性格。
忽：家中父母、兄弟怎樣看你這條路？
周：到目前為止，依然和爸爸媽媽，哥哥和兩個細佬一起住，他們都支持我，因為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每次簽約或做任何決定前，都會問爸爸媽媽意見，他們同意，我才會做。試想想假若他們不支持，我這條路還能行下去嗎？我覺得只要愛惜自己，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尊重。
忽：傳聞你的飯局價和上房價高得咋舌，家人也不過問嗎？
周：頭一兩次，當然會好緊張，但當我解釋過後，他們已知道只是炒作新聞。大家若然喜歡看這類新聞，我都 OK，都開心嘅，原來周秀娜都幾貴。但笑下好了，我是絕對不會做將來令自己後悔的事，這也是家人一直相信我的原因。
忽：但作為一個女兒、妹妹，家人有沒有叫你不要太暴露？
周：爸爸媽媽把我的寫真集由頭到尾看了一遍，他們都認為拍得好美。哥哥會幫朋友拿我的簽名相，兩個弟弟更加沒有意見。我說過，我們這一代，都很接受。
忽：男朋友接受嗎？
周：當然，他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個人。在我迷惘和困惑時，幫我解決很多煩惱。我做人是衝動型，很多時做了先算，但做了之後，四方八面會出現很多聲音去否定我，很多時令我質疑自己到底有沒有做錯？他每次都跟我分析，幫我回復信心。其實是他對我有信心，他知道我的決定通常不會錯得去那裏。
忽：他會否介意自己女友是少男的性幻想對象？
周：既然是「幻想」，即是不是真啦！他不介意，我覺得他有點驕傲才真。他也做過兼職 model，知道遊戲規則。很多人跟我說，早知有那麼多男 fans，大早就不要公開有男朋友。我不同意，若然再揀一次，都會公開，我們沒有做見不得光的事，偷偷摸摸更辛苦。
又再好勝
周秀娜現年二十四，十歲從汕頭來港，新移民，膽正命平的年代，就由那時開始。第一學期，英文肥佬，成績排名一百三十；第二學期，排三十幾；最後一個學期，排全級第三。都說大陸女子有不一樣的能耐，周秀娜是最佳例證。
上了中學，鄉音完全搣甩了，變了港女，反而開始無心向學。會考得六分，升不了中六，只好去金百利做sales。悶到飛起，跑去動漫節選game girl，得了亞軍，正式入行。
周：在大陸時年年考頭三名以內，因為好勝。家中得我一粒女，不想衰給哥哥和細佬睇，讀書叻，可以令父母更加注意自己。爸爸是第一個申請來香港的，跟着到媽媽、哥哥、細佬，尾二才輪到我。有一年，我只和最小的細佬在大陸，每日去親戚家吃飯，無人管束，很自由。
你覺得我很壞嗎？我告訴你，在無人管束那年，真的可以變得好壞，但我覺得自己幾自律。來到香港，最初不敢出聲，怕俾人笑。畢竟只是三、四年班，小學生還未懂得歧視已做了朋友。
我想，如果自己一直 keep住那份好勝心上中學，成績一定會更好。但那時真的沒心機讀書，覺得日日困在一家學校裏悶死人。中學時代志願是做空姐、導遊，或甚麼採購員。其實也不知道採購員是做甚麼，總之能讓我飛來飛去就好了。
選game girl時，沒有考慮太多，那刻想做便做。真正做model之後，才發覺這也是自己非常喜歡的工作。現在覺得自己又重拾讀小學時那種好勝心，總想向上、總想突破、總想贏，因此我會夠膽做很多出人意表的事。
最近在拍邱禮濤的《死神儍了》，對於將來，沒有太大計劃。做model也好，拍戲也好，這個圈不會一個人玩晒，總需要不同個性的人。只要一日仍有周秀娜的生存空間，就會繼續做下去。
搵食
周秀娜帶來寫真集和人形攬枕，影樓一下子熱起來。
我把寫真集由頭到尾看了一遍，塞班島風光如畫，女主角骨肉均稱，真的令人怦然心動。再攬她的人形攬枕，軟綿綿的，好舒服……一時間，我糊塗了。同樣是性感打扮，為何名門千金日日低胸短裙探中風老父就是孝順淑女，扭盡六壬帶給我們歡樂的周秀娜卻被稱低賤淫娃？
江湖傳聞，十個跟周秀娜合作過的人，十個喜歡她。攝影師愛她甫士多身形好，不用在 photoshop執眼袋和拉長腿。記者愛她真性情，可知藝人大多也是偽人，一邊剝衫一邊上《城市論壇》聲討人剝衫的精神分裂者也大有人在。
今天，我親身體驗過，江湖傳聞所言非虛，尤其看到她在吃一盒已冷掉的豬扒飯，更加覺得她可憐兮兮。
「我食無定時，有得食一定盡量食，因為唔知下餐會幾時。」
突然間，我明了。淫娃和淑女的分別，是一個要搵食，一個不用。
轉貼自第773期《忽然一週》留言集 撰文：林蕾
2009年4月20日 星期一
猶太人 - 古希臘人 - 古羅馬人
猶太人
從民族宗教上講，猶太群體原來是居住在阿拉伯半島的一個遊牧民族，最初稱為希伯來人，意思是「遊牧的人」。根據記載他們歷史的《聖經．舊約》記載，他們的遠祖亞伯拉罕（阿拉伯語發音為易卜拉辛）原來居住在蘇美爾人的烏爾帝國附近，後來遷移到迦南（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帶）。他有兩子，嫡幼子以撒成為猶太人祖先，根據《古蘭經》的記載，其與侍女夏甲所生的庶長子以實瑪利（阿拉伯發音易斯瑪儀）的後代就是阿拉伯人。但根據基督教《聖經》記載，以撒有兩子，長子以掃是以東人的祖先，次子雅各是猶太人的祖先，而以實瑪利流亡埃及不知所終。
遠古代
猶太人的祖先名字叫雅各（阿拉伯發音為葉爾孤白），雅各是以撒的兒子、亞伯拉罕（阿拉伯發音為易卜拉欣）的孫子，後來改名叫以色列，意思是「和神搏鬥的人」，而且因為他在和神搏鬥的時候傷了腿筋，所以猶太人在宰殺動物時都要把腿筋挑出來丟棄。
雅各生有12個兒子，由於約瑟的關係，在七個荒年的第二年遷移到埃及，受到當時統治埃及的西克索斯人的優待，居住在尼羅河下游，轉變為農業民族。西克索人被努比亞人暴動趕出埃及後，以色列人的地位急劇下降，淪為埃及人的奴隸，他們在摩西（阿拉伯發音為穆薩）的帶領下逃出埃及，逃回巴勒斯坦定居，以色列的12個兒子的後代形成十二支族，原來在巴勒斯坦分居，後來統一成一個國家，先由便雅憫支族中的掃羅作王四十年。之後由猶大支派中的大衛擔任國王，以色列國家在大衛的兒子所羅門（阿拉伯稱為蘇萊曼大帝）擔任國王期間達到鼎盛。
所羅門死後，他的兒子羅波安繼承王位。由於他及一班年青的大臣所施行的苛刻政策，北部10個支族的人分離出去，單獨成立以色列王國，並推舉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為王；猶大支族和便雅憫支族聯合成立了猶大王國。以色列王國不久即被亞述人消滅，猶大王國尚堅持了幾百年，後來也終於被巴比倫帝國攻佔。人民被虜到巴比倫成為奴隸。
波斯帝國消滅巴比倫後。猶太人獲允許回猶太區，重建耶路撒冷聖殿，後來相繼淪為希臘和羅馬帝國的屬民。到了西元1世紀，撒馬利亞人和猶太人是沒有來往的。耶穌被釘死復活後不久，猶太人起義反對羅馬人，耶路撒冷被羅馬大軍攻陷，聖殿被拆毀，猶太人被迫流落到世界各地，自稱為猶太人。
希臘人
前8世紀至前6世紀，希臘人向義大利南部移民，並建立城邦。公元前7世紀，以帕拉提烏姆為中心開始部落聯合過程，由單一的拉丁人部落聯合包括薩賓人和伊特拉斯坎人等3個部落組成羅馬人公社。前7世紀末至前6世紀末，羅馬人公社處於伊特拉斯坎人的統治之下。此時，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公社到城邦的過渡。前5世紀末，高盧人從阿爾卑斯山以北進入波河平原。這些部族經過長期融合同化，形成了義大利人的祖先。〕
古羅馬
古羅馬通常指從前9世紀初在義大利半島中部興起的文明，歷羅馬王政時代、羅馬共和國，於1世紀前後擴張成為橫跨歐洲、亞洲、非洲的龐大羅馬帝國。到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西羅馬帝國亡於476年。而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廷帝國）則在1453年被奧斯曼帝國所滅。
羅馬剛建國時，還是一個小國家。自公元前5世紀初開始，先後戰勝拉丁同盟中的一些城市和伊特拉斯坎人等近鄰，又征服了義大利半島南部的土著和希臘人的城邦，成為地中海西部的大國。前90年，為了爭取羅馬公民權，義大利人起義
在羅馬帝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基督教，給整個人類特別是歐洲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
拉丁文字母成為許多民族創造文字的基礎
君士坦丁一世（大帝） Constantinus I Magnus ， 全名弗拉維·瓦萊里烏斯·奧勒里烏斯·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e（272年2月27日－337年5月22日），羅馬皇帝，在位期間從306年至337年。曾在313年頒布米蘭詔書，承認基督教為合法且自由的宗教。其背景是基於政治的意圖，想要爭取廣大的基督徒的支持。並於330年將羅馬帝國的首都從羅馬遷到拜占庭，將該地改名為君士坦丁堡。
從民族宗教上講，猶太群體原來是居住在阿拉伯半島的一個遊牧民族，最初稱為希伯來人，意思是「遊牧的人」。根據記載他們歷史的《聖經．舊約》記載，他們的遠祖亞伯拉罕（阿拉伯語發音為易卜拉辛）原來居住在蘇美爾人的烏爾帝國附近，後來遷移到迦南（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帶）。他有兩子，嫡幼子以撒成為猶太人祖先，根據《古蘭經》的記載，其與侍女夏甲所生的庶長子以實瑪利（阿拉伯發音易斯瑪儀）的後代就是阿拉伯人。但根據基督教《聖經》記載，以撒有兩子，長子以掃是以東人的祖先，次子雅各是猶太人的祖先，而以實瑪利流亡埃及不知所終。
遠古代
猶太人的祖先名字叫雅各（阿拉伯發音為葉爾孤白），雅各是以撒的兒子、亞伯拉罕（阿拉伯發音為易卜拉欣）的孫子，後來改名叫以色列，意思是「和神搏鬥的人」，而且因為他在和神搏鬥的時候傷了腿筋，所以猶太人在宰殺動物時都要把腿筋挑出來丟棄。
雅各生有12個兒子，由於約瑟的關係，在七個荒年的第二年遷移到埃及，受到當時統治埃及的西克索斯人的優待，居住在尼羅河下游，轉變為農業民族。西克索人被努比亞人暴動趕出埃及後，以色列人的地位急劇下降，淪為埃及人的奴隸，他們在摩西（阿拉伯發音為穆薩）的帶領下逃出埃及，逃回巴勒斯坦定居，以色列的12個兒子的後代形成十二支族，原來在巴勒斯坦分居，後來統一成一個國家，先由便雅憫支族中的掃羅作王四十年。之後由猶大支派中的大衛擔任國王，以色列國家在大衛的兒子所羅門（阿拉伯稱為蘇萊曼大帝）擔任國王期間達到鼎盛。
所羅門死後，他的兒子羅波安繼承王位。由於他及一班年青的大臣所施行的苛刻政策，北部10個支族的人分離出去，單獨成立以色列王國，並推舉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為王；猶大支族和便雅憫支族聯合成立了猶大王國。以色列王國不久即被亞述人消滅，猶大王國尚堅持了幾百年，後來也終於被巴比倫帝國攻佔。人民被虜到巴比倫成為奴隸。
波斯帝國消滅巴比倫後。猶太人獲允許回猶太區，重建耶路撒冷聖殿，後來相繼淪為希臘和羅馬帝國的屬民。到了西元1世紀，撒馬利亞人和猶太人是沒有來往的。耶穌被釘死復活後不久，猶太人起義反對羅馬人，耶路撒冷被羅馬大軍攻陷，聖殿被拆毀，猶太人被迫流落到世界各地，自稱為猶太人。
希臘人
前8世紀至前6世紀，希臘人向義大利南部移民，並建立城邦。公元前7世紀，以帕拉提烏姆為中心開始部落聯合過程，由單一的拉丁人部落聯合包括薩賓人和伊特拉斯坎人等3個部落組成羅馬人公社。前7世紀末至前6世紀末，羅馬人公社處於伊特拉斯坎人的統治之下。此時，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公社到城邦的過渡。前5世紀末，高盧人從阿爾卑斯山以北進入波河平原。這些部族經過長期融合同化，形成了義大利人的祖先。〕
古羅馬
古羅馬通常指從前9世紀初在義大利半島中部興起的文明，歷羅馬王政時代、羅馬共和國，於1世紀前後擴張成為橫跨歐洲、亞洲、非洲的龐大羅馬帝國。到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西羅馬帝國亡於476年。而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廷帝國）則在1453年被奧斯曼帝國所滅。
羅馬剛建國時，還是一個小國家。自公元前5世紀初開始，先後戰勝拉丁同盟中的一些城市和伊特拉斯坎人等近鄰，又征服了義大利半島南部的土著和希臘人的城邦，成為地中海西部的大國。前90年，為了爭取羅馬公民權，義大利人起義
在羅馬帝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基督教，給整個人類特別是歐洲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
拉丁文字母成為許多民族創造文字的基礎
君士坦丁一世（大帝） Constantinus I Magnus ， 全名弗拉維·瓦萊里烏斯·奧勒里烏斯·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e（272年2月27日－337年5月22日），羅馬皇帝，在位期間從306年至337年。曾在313年頒布米蘭詔書，承認基督教為合法且自由的宗教。其背景是基於政治的意圖，想要爭取廣大的基督徒的支持。並於330年將羅馬帝國的首都從羅馬遷到拜占庭，將該地改名為君士坦丁堡。
2008年8月29日 星期五
文摘：健吾~"日本格差社會"
雖然日本有最低工資法，時薪最少六百五十日圓但關西和九州很多老板都盡法不發最低工資，如加班時間不計在內、較快卡鐘令員工遲到、掛名經理(日本通過管理層不必發加班費等。 / 在快餐店工作八年得到的所謂經驗，根本是場夢。/ 日本不少公司受到成本上升壓力，放棄"年功序列制度"，日本赤貧人口急增，每五個年輕人便有一個每年收入在一百萬日圓以下的貧窮層。 / 1992 - 2004日本經濟冰河時期，很多年輕人只能做工資低或兼職，日子一久便變成離開跑道的冰人(媒體稱為LosGene = Lost Generation簡稱或Worpoor = working poor) / 安倍晋三前首相曾提議廢除正社員和臨時工的差別待遇，但遭到正社員的反對，因威脅他們既有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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