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貧富矛盾

2010年中國擁有100萬美元淨資産的富裕人士53.5萬 人，財富總額達到2.66萬億美元，占當年中國GDP的比重超過40%。據估計，中國各行各業的知識份子全部加在一起超過4200萬，當然其中真正擁有很 強社會影響力的並不太多。綜合判斷，狹義的精英數量不到一千萬人，占整個人口的比重低於1%；廣義的精英數量應該有數千萬人，但占整個人口的比重不超過 5%。

中囯共產黨黨章規定，中囯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 人階級中有共産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其體現的基本思想也是應該由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一切的共產黨員精英來主導中國的發展。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百年，中國社會陷入動蕩不安，雖然精英頻出，但並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精英階層主導社會的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精英作爲一個群體逐步浮出水面並開始在社會發展中扮演積極作用，並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的演變。

第一階段始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止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在此期間，各類精英迅速彙聚到社會主義的大旗下。掌握新政權的政治精英理想信念 堅定，總體比較清廉；建國前的經濟精英雖然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但也有不少經濟精英主動放棄自己的經濟利益，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潮 中；知識精英對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表示了高度認同，胡風所言的“時間開始了”體現的就是知識精英對新政權的熱切期盼。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民衆和精英 階層的認識高度契合，一個受到民衆高度認同的精英階層開始出現，在建國初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階段從1957年到1978年，大約二十年的時間。在毛澤東反精英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精英階層遭受沈重打擊。爲否定精英主導的格局，毛澤東甚至 喊出了“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這樣最具“草根”精神的口號。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份子被看作“臭老九”；政治精英處於朝不保夕的狀態，連作爲國家 主席的劉少奇也被打倒以致含冤而死；至於本來就相對弱勢的經濟精英更是只能“夾著尾巴做人”。在此期間，雖然毛澤東非常希望“革命新人”填補舊精英們被打 倒後的空白，但一直沒有成功。可以說，精英主導的缺失是中國二十年陷入混亂的重要原因。

第三階段從1978年到1992年，特別是1980年代，精英階層開始重新嶄露頭角。這一階段的主旋律是以反思“文革”爲起點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物 質資料相對貧乏的背景下，整個社會對思想文化投入了高度熱情。作爲精英階層最大亮點的知識精英和一些有抱負的政治精英，主動擔負起對民衆進行思想啓蒙的責 任，主動擔負起探索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責任。他們的努力爲改革開放後整個中國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石。雖然由於時間短暫，這批精英階層對社會的影響 沒有持續下去，但是其埋下的思想種子仍然隨時在尋找機會萌芽。

第四階段肇始於1992年。隨著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提出，社會各階層迅速將注意力轉移到物質財富的創造上。追求正當的物質利益是一個社 會進步的重要表現。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批勇於創新、勇於開拓的經濟精英，一批順應時代潮流、引領市場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政治精英，一批爲經濟改革鼓與 呼、推動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知識精英。他們的努力爲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此相伴隨，也有一些政治精英通過權力資本化積累了大量財富；還有一些經濟精英借助濫用的公權力迅速實現了資本的擴張；而受價值虛無的影響和經濟利 益的誘惑，一些知識精英也開始陷入失語的狀態。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社會出現了大分化、大變革，精英階層因此全面進入公衆視野，精英階層的困境也開始出 現。

精英傲慢激發的社會對立。精英的傲慢源自佔有權力、財富、話語權的精英油然而生的優越感，從行爲上表現爲強者對弱者的忽略甚至欺淩。當然這種從 優越感上滋長出的傲慢很少表現在精英之間，主要針對的是普通大衆。正因擁有權力的傲慢，才會有官員在面對記者追問時，脫口責問記者：“是準備替黨說話，還 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正因擁有財富的傲慢，才有“富二代”此起彼伏激起民衆公憤的舉動。同樣，因爲有專家們掌握了話語權之後的傲慢，才有一些知識精英敢 于無視公衆智商，公然爲不義辯護，爲荒唐背書。

當然，傲慢並非精英階層共有的特質，而只是出現在部分精英身上，但正是少數跋扈精英的傲慢，成爲激發精英與大衆矛盾的導火索。

二是精英封閉造成的自我停滯。精英的封閉首先表現在精英個體與社會的自我隔絕上。許多精英在進入社會上層後，便迅速將注意力轉到個人的小愛好、小樂 趣和小生活上，輕易忽略掉底層社會生存的艱辛。一部分精英在通過信仰佛教、基督教等來尋求個人解脫、自我救贖時，卻忘了宗教應有的憐憫和慈悲之心，沒有興 趣也沒有勇氣去關注社會，特別是關注底層社會。
精英的封閉還表現在精英階層內部的合流上。政治、經濟、知識精英們有太多的渠道進行公開的聚會。但在這樣的聚會中，許多精英不是超越自身利益發出正 義的聲音，推動社會的進步，而是忙於各類關係網的搭建以謀取自己的個人利益。此外，還有大量若隱若現的各類會所，成爲各界精英私下聚會、相互溝通、維護現 有精英共治格局的平臺。精英階層的封閉一方面使自身更加狹隘，另一方面也阻止了中下層優秀分子的進入。一個缺少自我更新的階層必然會腐化墮落；同樣也很難 得到大衆認同。

三是精英逃避引發的社會潰敗。精英階層在推動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樣也從經濟社會發展中獲得了最大收益，因此精英階層有義務比一般公衆承 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在許多精英身上，看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更看不到古代士大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情 懷。很多精英只安于在現行體制下維護自己的地位，不能把自身價值融入到社會共同價值之中，不能勇敢地擔負起推動社會進步的重擔，有的甚至本身成了社會墮落 的源頭。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精英們有了更多輾轉騰挪的空間，同時也爲自己的逃避找到了更多藉口和退路。在中國每年都有大量的精英或者其家人往外移民。

精英責任感的缺失雖然沒對大衆造成直接傷害，但由於掌握資源精英的逃避，社會的完善和進步變得更爲困難，也因此加劇了社會潰敗。

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在名滿天下後，並沒有沈醉於自滿與驕傲之中，而 是無情地自我反思，自我批評，對自我進行修正。他給羅曼·羅蘭的信中寫道，“我絕不相信，一個迫使女僕給他端尿壺的人會真誠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學的和人道 的信念。”這也成了他從思想和行動上實踐人道主義的最好宣言。

在監督和制約的範圍上，民衆對精英階層的監督和制約要從關注個人利益逐步擴展到關注公共利益上。
近年來，在民衆自身努力和部分有良知精英的呼籲下，某些領域弱勢群體的利益得到了捍衛。比如由孫志剛事件引發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比如乙肝群體在爭取正常勞動權上取得的勝利。

客觀來說，民衆爭取個人利益的行爲與精英階層自身的利益沒有很大的衝突，因此沒有引起精英階層的整體反彈。公共利益是包括大衆和精英共同的利益，在 公共利益有限的情況下，民衆容易和精英階層發生衝突，特別是容易受到通過侵害公共利益獲取自身利益的精英的阻撓。因此民衆要實現對精英階層的有效監督，不 能滿足於僅僅爭取個人的正當利益，還應該更多地投入到維護公共利益上。

這需要具有精英品質的精英與民衆共同努力推 動出臺有效監督精英階層的各種制度安排，比如增加選民權利的民主制度，限制權力範圍與運行方式的憲政制度等等，在法律上爲民衆的制度化監督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