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我們的世界

勒克萊齊奧
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書籍的世界
想象一下，若沒有書籍，我們的世界會變成什麽樣。瑪雅人在這一點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生活在西元前四世紀至西元十世紀的墨西哥。雖然 當時處於完全的孤立中——氣候惡劣，水資源和各種資源稀缺，且處於周邊民族（尤其是加勒比海島民，因他們而有了“食人族”一詞）隨時的威脅之中，但是，燦 爛的瑪雅文化還是創造了代表人類知識的一切：藝術、科學和哲學。瑪雅人確定了書寫的數位體系，通過零及小數的使用使得複雜的運算成爲可能。他們的一些古迹 （似乎他們對於年代的標記有一種熱情）標記的年代可以上溯到西元前100000年。他們發展了天文學，通過對三個天體，即日球、月球、金星的運動的觀察， 他們使用的曆法的年誤差值只有幾分鐘。他們在醫學、建築、城市規劃方面的知識遠遠超過了同時代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他們對於藝術的興趣達到了頂峰，無論是在 詩歌創作還是在繪畫創作方面，或者淺浮雕、圓雕、花崗岩、大理石與斑岩雕刻。他們的冶金技術也極其高超。雖然因爲缺乏錫，他們未能創造青銅製品，卻用黃金 和銅打造了禮儀器皿，同時還創造了能與東方相媲美的陶瓷工藝——無論是形態的純粹還是完美感都無二致。
此外，他們還創造了象形文字書寫體系，類似于古埃及人的文字。因爲沒有留下羅塞塔石（pierre de Rosette）這樣的碑文，人 們還沒有辦法解讀這些文字。這種文字使得他們能夠在無花果木製成的紙上書寫文集，這些紙張用鋅漂白，按照古代中國書籍的樣子折起來——他們在裏面記錄了曆 史、天文學知識（由旁邊的圖示可以推測，他們應該是世界上最早預言月食的民族）、複雜的禮儀以及他們最關切的時間的流逝。
但是他們卻不知印刷術，這就是爲什麽他們消亡了。1520年西班牙人狄亞哥·德·蘭達（Diego de Landa）踏上尤卡坦 （Yucatan）半島時，古代瑪雅社會已經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手稿、祭拜器物、紀念品，這些都由他們的後人保存下來，這些後人生活在森林深處散落的村子 裏。這些歷史記憶是很危險的，很有可能成爲新被征服的印第安人造反的誘因。狄亞哥·德·蘭達深諳這一點，他命人將古代瑪雅人所有的手寫典籍彙集到曼尼 （Mani）城中心廣場上，並放了一把火。被化爲灰燼的珍寶是不可估量的。征服者的野蠻行徑不得不叫人想起納粹軍官在紐倫堡設置的火盆，企圖以此抹掉西方 世界的歷史記憶。
想象一下，如果古登堡沒有應文藝復興之需，適時採用中國人的發明，創造活字印刷術，那麽一切又會是什麽樣子呢？
誠然，手稿還是會繼續被翻抄：不要忘記，克裏斯汀·德·皮贊或者瑪麗·德·法蘭西的詩歌，像《亞瑟王之死》 （Mort d’Arthur）、《馬車騎士》（Chevalier　à　la Charrette）、《羅蘭之歌》、《列那狐故事》這些小說，並沒有以 其他形式流傳開來。它們被抄寫在野獸的毛皮上——山羊皮——或者是布漿紙上，由僧侶著色、裝飾——那時抄寫員的職業比作家賺錢可要多。每一部作品都是獨一 無二的，被高價購買，存放在領主的府邸裏。
書寫文化是存在的，但是由於極其稀少，那是精英的特權。大部分人，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與書寫的文化相隔，沒有辦法與之接觸。科學、技術發明和各種思潮只能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在流傳。
重寫歷史總是很吸引人
如果沒有印刷的書籍，我們的世界將完全不一樣。也許它會同鼎盛時期的埃及社會、瑪雅社會一樣：一個封閉的世界，很難受什麽影響，不公正與不公平盛行，嚴重失衡，無可救藥。
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如我舉的例子，古時的瑪雅世界——沒有民主，法律面前鮮有平等，公民道德水平更是低下。大部分民衆，屈服于某幾個權高 位重的教士、某個太陽王、某些暴君、某些武裝的獨裁者統治。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處於有教養的僧侶統治之下，在那裏，藝術、知識、技術慢慢發展起來，但只 爲少數人服務。
在這樣的一種體制下，知識不是用來交流的，也不是用來謀求民衆的進步。它主要是用來在掌握知識的人與大部分隻識圖畫的人之間設立一道無法逾 越的障礙。建立宏偉的廟宇、富麗堂皇的宮殿，甚至像埃及那樣，建立金字塔那樣令人稱奇的墓穴。人民大衆，則像奴隸一樣建造著這些工程，甚至都不理解這一切 的意義。這就是怪龍之社會（la société　du Dragon），正如普洛普在民間故事分析中定義的那樣。
沒有印刷術，沒有文字，我們的文明，西方的或東方的，會變成什麽樣子呢？也許就會變成過去那些專制而奢華的社會。它們完全依託某個擁有特權 的精英人物，埃及的法老、羅馬的帝王或者像尤卡坦的瑪雅真人（Vrai Homme），這些社會極其脆弱。一點點微小的事兒，一場饑荒、一次傳染病、一次 宮廷暴亂就足以摧毀它們，使它們化爲烏有。野蠻人進入羅馬時，暴君的長期統治與部落之間的鬥爭已經將整個國家摧毀殆盡，而這個國家曾是地中海的絕對統治 者。西班牙人深入美洲印第安大陸時，瑪雅人輝煌的城市、摩天廟宇、鍍金的宮殿已經成了被森林覆蓋的廢墟。饑民的起義或許推翻了暴君的統治，但是因爲缺乏技 術手段，他們榮耀的祖先的功勳和知識如今已經難以辨清了。狄亞哥·德·蘭達甚至都不需要焚燒手稿、打破神像：它們已經停止存在了。
重寫歷史總是很吸引人。對於我這樣的小說家來說，這可以讓心靈得到滿足，這對衡量文化與文明的相對性不無裨益——這也使保爾·瓦雷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得出了一個醍醐灌頂的結論：“我們這些文明，我們現在終於明白，我們總是會消亡的。”
事實上，我覺得根本就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書籍的世界。誠然，現在存在其他傳播知識的手段，通過圖像、電腦。也許這些新的手段有一天會完全取 代古登堡的發明。但，書是與人類文化相關的事物，不僅與他的思維方式相關而且與他雙手的形狀相關——是一種工具，可以與其他不可或缺的工具如錘子、刀、 針、開水壺等相提並論——也可以與其他精致的工具如小提琴、長笛、打擊樂器、毛筆、硯臺等相提並論。很難想象有一天書會變成虛擬交流的附屬物。書籍具體有 形的特性，本身就是創造性天才的標誌，是一代代流傳下來的薪火的標誌。也許是一本法律書，一本藝術書，一本力學專著，一本化學或數學書。也許是一本反抗詩 集，就像韓語詩人尹東柱（Yong Don Ju）在被日本人槍殺之前所寫的關於星星的詩歌，也許是一本現實主義的小說，像老舍的《正紅旗下》，也許是一 個鬆散卻充滿啓示意義的故事，如《愛麗絲漫遊仙境記》，也許是一本關於生存之道的範本，如伊斯蘭蘇菲派教徒魯米的啓示錄，或者像羅馬國王馬克·奧勒留 （Marc Aurèle）的勇之箴言。抑或，是書中之書，如古登堡曾經印刷的《聖經》，這也是（西方）出版史上印刷出版的第一本書。
但我們還是要擔心沒有書籍的世界會來臨。倘若沒有這個充滿智慧、愉悅和顛覆力的六面體，我們也許將再次看到幽靈般的神權政治與專制統治，可惡的怪龍——瑪雅人也稱之爲雲中蛇——將吞噬人類的心靈。
文學的世俗方面
我對於文學的思考也涉及其世俗的方面。
與小說家威廉·斯泰倫（William Styron）、米歇爾·圖尼埃，詩人讓·格羅斯讓（Jean Grosjean）及雷蒙·格諾一 樣，我有幸（相對而言）曾作爲一個讀者爲某家大出版社工作過幾年。有些人可能不瞭解這項工作，我可以做一點解釋，這項工作主要就是閱讀手稿、寫出內容概 要、給予某種出版意見（大部分時候是不出版的意見）。那時大家把這稱作出版社的“閱讀委員會”。有人告訴我現如今這一職業正在逐漸消失，現在大家都是請 “商業”讀者來進行這項閱讀工作，他們負責給出意見、建議，不是針對手稿的質量，而是針對手稿的銷售力。我覺得有點遺憾。
閱讀委員會，就我所知，有益於成就某種大的偏好，發掘出獨特的藝術，發現符合個人趣味的作品，那種真誠且完全脫離商業考慮的作品。在《蘇菲 的選擇》的最前面幾頁，威廉·斯泰倫講述了作爲職業讀者的痛苦，閱讀某些晦澀的小說或者過於流行的小說給精神帶來的疲憊，以及極其主觀化的評判方式，在閱 讀之前，要先嗅一嗅作品的味道，味道要是不對他口味，就徹底否決。
我還記得雷蒙·格諾彙報閱讀情況的某些情形，他信奉自己的科幻哲學，往往會把某部手稿的故事重寫一遍，讀的時候滿懷激情，然後一錘定音：絕對不能出版！這個格諾以一種詼諧的方式如此評價閱讀工作的價值：“那些不能出版的著作讓我受益匪淺。”
文學閱讀委員也不是不會犯錯。我們都記得閱讀委員會拒絕了《追憶似水年華》手稿，還說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文字是“不忍卒讀”。
有時，這些作家讀者的偏好倒也能帶來好的結果。比如巴黎某個大出版社聆聽了委員會全體成員對某部書給出的否定意見，該書要價很高，但明顯沒有價值，只不過因爲作者是某位部長或某個高水準運動員而已；但廣大讀者，要謹慎得多，才不會被人強迫接受這樣的書。
我又想起我曾經閱讀過納格·漢瑪迪（Nag Hammadi）《秘密的福音書》手稿的第一個法譯本，我與讓·格羅斯讓都欣然支援出版這本 書，但是它卻因“商人”的膽怯而被拒絕了——巴黎的大主教禁止出版，因爲該書可能會冒犯天主教讀者——不料十年後，誕生了一本經久不衰的暢銷書：《達·芬 奇密碼》。
就我而言，閱讀手稿往往讓我振奮，因爲它建立了一種與作者的切膚的聯繫。手稿的文字常常難以辨認——文本處理那時還不存在——充滿各種錯 誤，但手稿正具有一種誘惑力，是出版了的書籍不具有的。手稿尚未成書，它只是一種期待——我第一次讀到素未謀面的一個魁北克年輕人雷·讓·杜拉姆 （Réjean Ducharme）寄來的手稿時，那種激動的心情，至今我還記得。還有後來讀到安的列斯人帕迪克·夏穆瓦佐 （Patrick Chamoiseau）的手稿《德士可》（《Texaco》），我也是非常興奮。這就是閱讀工作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回報。
商人對文學的控制
既然我今天有機會在這裏談談文學，我也不想錯過這個機會，我要談談我的擔憂。
的確，作家的經濟狀況並不總是很好。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要靠自己的寫作生存都很艱難。拜倫僅靠出售手稿《海盜》就變得極其富有，維克 多·雨果靠《懲罰集》的稿酬就在根西島（Guernesey）買了一棟房子，那種時代已經很遙遠了。最近，文學代理人薩姆爾遜（Samuelson）先生 講述了他是怎麽下定決心要從事這項事業的，當初他從美國來拜望讓·保爾·薩特，發現這位法國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與隨筆作家，一個人生活在一家披薩店樓上的 單人間裏，眼睛不好，沒有救濟。克洛德·西蒙，《弗蘭德公路》的作者，新小說派著名的代表人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是一貧如洗，只能靠國家文學基金會 （la Caisse Nationale des Lettres）發給他的微薄補助度日，如果薩姆爾遜先生知道這些一定會更加震驚的。出版商對作家的 寡情正是衆所周知，而作家對出版商的怨恨也是由來已久。有時這種寡情與怨恨還能帶來一些有趣的通信，就像塞林納寫給加斯東·伽利瑪的這封信，塞林納大概是 這麽說的：“親愛的先生，我聽說您將與您的孩子一起去滑雪，歡度耶誕節；我要跟您說，我這裏，我的房間裏因爲沒有取暖設備已經結冰了。”就是這個加斯東 ——雖然我不確定這句話是否屬實——作了這麽一句精闢的評論：“作家就是妓女，總是準備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然而也有不少相處融洽的例子，有時與書相關的兩方之間甚至會有令人動容的相互忠誠。若沒有曙光（le Point du jour）出版 社，亨利·米修的作品又會怎樣呢？如果沒有午夜出版社，新小說的命運又會怎樣？如果沒有印刷商巴裏圖（Balitout），洛特雷阿蒙又會怎樣？既然我已 經提到了加斯東·伽利瑪的名字，很顯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法國文學，以《新法蘭西雜誌》爲中心，加上安德烈·馬爾羅、安德烈·紀德、阿爾貝·加繆這些作 家，都應對他懷有感激之情。只是我們有些惋惜，必須提到這些例外。
我並不確定如今情況是否改善了很多。商人的控制——我上面提到過——也許讓文學的生存甚至是它本身的存在，變得更艱難了。如今，出版詩歌已 經成了某種神聖的事業。而小說逐漸變成某種好萊塢式的東西，同樣的佐料可以一用再用，只需用某種調味汁調配一下——而且越來越甜膩了。
文學不僅僅用於自身的慶典
上世紀，種族理論盛行時，文化之間的根本差異被一提再提。以某種荒誕的等級理論爲基礎，殖民列強的經濟成就與所謂的文化優越性被等同起來。 這些理論，就像是狂熱、有毒的衝動，時不時在某個地方湧現，以此來證實新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合法性。有些民族也許步履艱難，因爲經濟落後或技術的陳舊， 而沒有存在（或話語）的權利。但是，難道人們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不管他們在哪里，也不管他們發展的水平，他們都使用著語言？每一種語言都是邏輯、 複雜、具有結構和分析性的一個整體，可以用來解釋世界——可以講述科學或者創造神話。只舉一個例子，我想說一下巴拿馬森林中印第安人的語言安貝拉語 （Embera），那些人住在偏遠之地，經濟非常困難，但是他們在日常語言之外卻擁有一種可傳達神話的文學語言。難道我們可以說這樣的民族是原始的嗎？
關於全球化的進程，我們忘記了這一現象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那時開始了最早的東方和中國之旅。全球化本身並不是壞事。交流促使醫學、科學更快地發展。也許資訊技術的普及化使競爭更加激烈，卻也有利於維護世界的和平。
現在，去殖民化後，文學是我們這個時代男男女女表達自我身份的一種方式，也是要求言語權、維護多樣性的方式。馬提尼克人埃梅·塞澤爾 （Aimé　Césaire）的詩歌，馬達加斯加人拉哈日瑪納納（Raharimanana）的詩歌，魁北克印第安蒙塔涅人利塔·梅色斯托克索 （Rita Mestokosho）的詩歌，尼日利亞人索因卡（Soyinka）的詩歌，新喀裏多尼亞美拉尼西亞人德維·戈洛代 （Dewe Gorodé）的詩歌，毛里求斯人阿南達·德威（Ananda Devi）的小說，剛果人維爾費利德·恩松代 （Wilfried Nsondé）的小說，新墨西哥美洲印第安人斯克特·墨瑪代（Scott Momaday）的小說，拉克塔蘇人謝爾曼·阿萊克西 （Sherman Alexie）的小說，都讓我們明白了世界的複雜性。
世界範圍的文化是我們共同的事業。但它首先是讀者的責任，也是出版商的責任。的確，加拿大北部印第安人爲了能讓人聽到自己的聲音，不得不用 征服者的語言——法語或英語來創作，這是不公平的。的確，要讓毛里求斯或安的列斯群島的克裏奧爾語有一天會像現在媒體上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五六種語言那樣被 輕易聽到，那純屬幻想。但是，如果通過翻譯，世界能聽到他們，那麽新的事物、某種樂觀向上的東西就一定能産生。雖然自葛蘭西以來，文化經常被政治工具化， 成爲政治的幌子，但是走向世界是任何現代人都不能錯過的一種曆險，不然就會封閉或僵化。
文化，我常常說，是我們共同的財富，是屬於整個人類的東西。但要使這成爲現實，就應該賦予每個人同樣的辦法，以接觸文化。就此而言，歷史悠 久的書籍正是理想的工具。它實用、方便、經濟。它不需要特殊的技術創舉，而且在所有氣候下都可以保存。它惟一的缺陷——這也是我特別要向你們、向出版商朋 友提出來的——就是在很多國家書籍還是很難獲取。在毛里求斯（我很瞭解的一個小國家）購買一部小說或者一部詩集的支出會占去一個家庭預算開支的很大部分。 在非洲、東南亞、墨西哥、大洋洲，書籍依然是一種不易得的奢侈品。這一弊端並不是無法解決的。比如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出版，設立基金，用於建設圖書借閱室或 流動圖書車，更普及的方法，就是更加注重少數民族語言的需求及創作——有時少數民族的人數還是很可觀的——這些都可以促使文學繼續成爲自我認知、發現他 者、聆聽主題豐富曲調多樣的人類協奏曲的最佳途徑。
（小標題爲編輯所加）
“我想要成爲一個中國人， 越出我自己的國土”
作樂，但是不違背生活的準則：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曹雪芹）就是一種典型。其中描繪的場景並不是照搬現實，而是凸顯了某個小小的文人社 會，對於這個社會來說文化是權力的一種變體。相反，韓國，古時，豔情詩歌是由女性創作的，她們借由這一方式來確定自己的影響，同時也淪爲男性社會欲望與娛 樂的物件。如大家所見，文學很少走在其時代的前面，作家，因爲自己的時代，只能做一個完美的男性公民或女性公民。
我們一旦想到某個人與某座城市的聯結時，腦海中首先冒出來的作家可能就是中國小說家老舍。在他的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中——尤其是《正紅旗 下》以及《四世同堂》，他描繪了老北京的老百姓的生活場景，並最終讓新的讀者感受到這座古老而現代的城市的別樣美麗，感受到它的民衆面對戰爭時的英雄主 義，感受到對於一個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深切懷念。也許這座城市如今再也不存在了，或者也許它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這都不會令它失去真實。一代代人經歷的困 苦，一些人僞善，另一些人妥協，這些純樸民衆的心靈品質，爲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這些是我們體驗的真實情感，哪怕滿族人時代過去了，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 也許這就是文學的優勢所在，它能夠創造一個永恒的城市，與真實的城市交錯重疊，比紀念碑或者史書能更好地重現城市的往昔。
如果我能夠通過譯文來閱讀曹雪芹——當然還有巴金、老舍——這是因爲我接受了——更勝於此，是因爲我想要成爲一個中國人，越出我自己的國 土、越出我自己的確然，去造訪一位鄰居，雖然我不講他的語言，雖然我不知他的歷史。誠然，這很大一部分要歸因於好奇，但好奇難道不正是人類特有的重要品質 嗎？
——勒克萊齊奧2011年8月18日、19日在上海書展和華東師範大學的演講片斷
本版文字均由樊豔梅、高方譯，高方校

華裔在美國～歐洲～俄羅斯

美國是自由社會，歐洲(主要是西歐與北歐)是階層社會，而俄羅斯是轉型社會。華裔群體的境遇，呈現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在美國最好，歐洲次之，俄羅斯最差。

在美國的華裔，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占總人口的相對比例，相對於歐洲與俄羅斯都是最高的。截至2009年，美國華裔人口達到363.9萬。而2000年普查，華裔人口僅爲243萬。
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經調查認爲，截至2008年9月，在歐洲和俄羅斯的華裔總人數約250萬人。在西歐與北歐，華裔人口規模最大的爲英 國和法國，在40萬至60萬之間;德國、西班牙與荷蘭次之，在10萬至20萬之間;比利時、瑞典和奧地利對移民的進入控制較嚴，華裔在3萬左右，其他國家 均在3萬及以下。
在俄羅斯的華裔大致維持在10萬至60萬之間，但絕大多數在當地並無長期合法居留權，故“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一些人流出，另一些人又流入。

從統計學平均的角度，華裔在美國的境遇是最好的。華裔在美國的職業分佈呈兩極化，從事廚師、服務員等低收入的藍領工作的與從事教研、高科技等高收入的白領職業的比例差不多。

而歐洲的華裔，主要的職業有三種，經營中餐館，在歐洲有4.3萬家的中餐館;經營小商業，如皮革、皮鞋、服裝製造業等; 在英法等國出現了一些地方性的政治精英，如在英國各地先後有二十多位華裔擔任過地方議員;2008年的法國市鎮選舉俄羅斯的華裔，大體是改革開放以來中俄民間貿易發展的結果，主要經營中國商品的批發與分銷。

必須說明，雖然從經濟與社會地位來衡量，歐洲華裔的境遇比美國華裔要遜色一些，但華裔在歐洲並沒有遭受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或仇外、排外的民族主義，政府與社會層面都是如此。蓋美國與歐洲國家都是現代國家。

美國華裔的境遇與自由流動社會
常言道，“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在自然狀態下，水因重力的作用，從高處往低處流，要反過來讓水從低處往高處流，就必須做功。人要從低 處往高處走，同樣也是不容易的。衡量一個社會中個人從較低的階層往較高的階層爬升、遷躍的能力，就要看社會流動性(SOcia1 MObi1itY)，流動性好，意味著與你的父輩相比，你能去從事收入更高的職業、有更體面的社會地位。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較好，稱得上是一個自由社會，不是階層社會，意味著階層與階層之間是連續的分佈，處在不斷的流動之中，不會有階層的斷裂、 隔絕。而沒有階層的斷裂、隔絕，就不會有階層的固化和階層之間的對立，因爲任何階層之間的對立，乃至階級鬥爭，都是建立在階層固化的基礎上的。如果階層是 處在不斷的流動之中的，前面的人不斷爬上去，後面的人不斷走上來，前後相屬，綿綿不絕，任何人想要煽動階層之間的對立和仇視，也只能徒費唇舌。
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在《爲什麽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中認爲，與歐洲相比，美國較好實現了機會均等，工人有更多的機會提高自己的地位，說明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更好，這是美國工人更多傾向于“生産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的原因，也是社會主義在美國不振的原因之一。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好，是因爲經濟流動性好，就業機會多，對社會成員的開放性好，且保持了良好的創造性，使得新産品、新技術、新生産方法等層出不窮，這意味著新的就業機會源源不斷地産生，意味著經濟體對人力資源保持著旺盛的需求。
例如，手機、個人電腦、互聯網的發展與運用，美國個人與企業爲之提供了強大的牽引力，先後湧現了手機發明者摩托羅拉，硬體製造商IBM， 比爾·蓋茨的微軟，CPU研發與製造商Inte1與AMD，“整合全球資訊，使之更便捷、更有用”的搜索引擎GOO◇1e，ZucKer◇er◇的社交網 絡F◇ce～◇OOK，極大提升了資訊流動性的Twitter，引領手機及個人電腦新時尚的蘋果公司等。
這些企業，有相當一部分是一個或少數幾個人逞“個人英雄主義”，又恰好適應了市場趨勢和時代潮流的産物，這些人不僅因此自己經濟和社會地位 得以大幅度躍遷，各領風騷，成爲時代英雄，還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是朝著更好、更便利的方向;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尤其是高收入就業機會，而且是 不分畛域，能者居之。
正是在這樣良好的經濟流動性和在此基礎上的良好社會流動性下，美國華裔中接近一半的人得以從事科研、高技術、白領等高收入職業，獲得較高的 經濟與社會地位，而且，這些人大部分是第1代移民。事實上是，不論你的族裔和出身如何，使你總能從事可創造最大社會價值的職業，從而使你的經濟與社會境況 總能與你的能力相匹配，恰恰是一個開放社會的最大魅力所在，因此，不僅是華裔因此受益，印度裔等也因此受益，是所有人都因此受益。
前面把美國歸爲高社會流動性的“自由社會”，但也不能因此忽略美國社會內部的多樣性。事實上，在美國社會，也有兩個美國，一個是加利福尼亞 州式的美國，更傾向於民主黨，主張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的歐洲模式;另一個是德克薩斯州式的美國，更傾向於共和黨，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更多經濟自由的 模式，信奉1776年的兩個文獻:傑弗遜的《獨立宣言》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美國人總體上還是更傾向於第二個美國的，有兩點可證。一是2010年美國出現了以減稅、反對政府自我賦權的草根性的茶黨運動，風生水起，有聲有色，這與金融危機以來歐洲公營部門和國有企業工會主導的反對減高薪水、減高福利的大量罷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二個證據更重要，2010年4月1日美國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新出來的人口資料將決定美國未來十年各州在聯邦衆議院的議席數量及各州的選 舉人票數(選總統用的)，目前出來的結果是，8個州的衆議院席次出現了增加，共和黨的大本營德克薩斯州增加了4席，這些州大多數是傾向共和黨的;10個州 的衆議院席次出現了減少～～2008年總統選舉中，這10州奧巴馬贏了8個，民主黨的大本營紐約州減少了2席。這是因爲選民用腳投票，選擇去有更多經濟自 由度和社會流動性的州工作和生活的結果，而這些州基本上都是共和黨人治理的。這說明，在州及地方治理層面上，有更多的競爭是好事，選民因此有了更多選擇， 除了行使用手投票的權利之外，還可以保留用腳投票的權利。
四　歐洲華裔的境遇與階層社會
與美國相比，歐洲的社會流動性就差了些，是階層社會，意味著階層與階層之間的連通性不是很好，上升、遷躍的通道窄小，因此就會産生明顯的階層斷裂與隔絕，從而導致階層的分化與固化，大體上都出現了三個階層。
第一階層，是公職人員與國有企業員工。由於陽光法案與權力制衡等措施，西歐與北歐的公職人員清廉指數都比較高，但他們都過得比較愜意，工作 清閒，經濟收入好，社會地位高。2010年，希臘爆發了債務危機，借錢維持公職人員與國企員工高收入、高福利有點難以爲繼了，政府爲此不得不給他們稍稍降 一些收入和福利，但這些下午3點鍾就可以下班的公職人員不依了，發起了多次罷工。
2010年12月，西班牙的國企員工全部航管員二千三百多人以“集體患病”爲由脫崗罷工，造成兩千多個航班停飛，六十多萬乘客滯留，以報復 西班牙政府減薪。這些航管員，上班時間少，加班津貼高，平均年薪近40萬歐元，52歲就可以退休。政府稍稍給他們減了一點薪，以示共度時艱，減薪後的收入 仍相當於西班牙首相的3倍，就這樣，他們還不依，不惜綁架旅客。
法國政府由於財政困難，通過改革，將退休年齡從65歲推遲到67歲，最不願意的是公職人員和國企員工，他們發起多次罷工，地鐵停運，公共交通中斷，不惜綁架全體市民。
之所以出現這一階層是因爲，一方面，政府相信在許多事情上公營部門比私營部門、國有企業比私有企業更能實現公共利益，因此這些部門和企業是 不可能關閉的;另一方面，政府容許公營部門、國有企業像私營部門、私有企業那樣建立工會，由於這些部門和企業涉及公共服務、公共交通，工會手中的籌碼更 大，結果就是，政府不斷用納稅人的錢來安撫這些人日益增長的胃口，反正也不是官員自己的錢。
第二階層，是私營部門員工。這些企業要繳納很高的稅，員工的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也很高，這些稅金是政府福利基金的主要來源，總體上，這些 人繳納的稅要高於他們享受的福利，這其中的差額，一部分就成爲第一階層公職人員與國有企業員工享受的租金，另一部分就成爲第三階層享受的福利。
第三階層，是不工作者和失業者。由於政府給失業者的福利非常豐厚，足以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這等於擡高了工作者的機會成本，這就使得收入在 這一福利上下的許多人選擇不工作，這就是福利性失業(因而減少了勞力的供給)。而另一部分人，是由於就業機會缺乏(即市場缺乏對勞力的需求)而失業，這種 失業者常常是年輕人，許多還有高學歷。歐洲的失業率普遍高於美國，其中年輕人失業率要遠高於涵蓋所有人的失業率。
這三個階層是比較固化的，有一部分第三階層的人喜歡這樣的生活，另一部分第三階層的人想上升到第二、第一階層而不得，第二階層羡慕第一階層 養尊處優、無憂無慮的生活。由於國有經濟對私營經濟的擠出效應、高稅收、企業雇工不自由等，市場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尤其高收入就業機會的能力就比較薄弱，前 面說的手機、個人電腦、互聯網等方面的主要創新基本是在美國而不是在歐洲産生，不是偶然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國人想要向上流動猶不容易，更何況華裔，這就是華裔主要只能經營中餐館、小商業、買賣中國商品的原因，也是中國名校學生、知識精英更喜歡去美國深造的原因，固化的社會結構實難辭其咎。
五　俄羅斯華裔的境遇與轉型社會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俄羅斯和東歐等轉型社會，有民族主義的明流與暗流洶湧，在德國的東部地區(前東德)，今年2月出現了幾千人規模的新 納粹遊行，民衆則自發組織了2萬人規模的反納粹遊行進行反制。值得一提的是，新納粹基本都産生於轉型社會的東德地區。同樣在俄羅斯，也有新納粹和光頭黨， 包括華裔在內的外來移民常成爲他們攻擊的目標。
這其實是計劃經濟的後遺症。在計劃經濟下，有一個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國家是惟一雇主，民衆尤其是城市民衆是雇員。在清一色國企的情況下， 國企不是面向市場而生産的，因而其對雇傭職工的要求也不是按照市場標準的。當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大批國企要麽破産，要麽轉型以面向市場需求，大批國企 員工也因此失去工作，一部分人永遠也找不到工作，因爲他們缺乏適應市場需求的知識和技能。原則上，其他條件不變，那些在國企浸淫越久的員工，其在市場經濟 下的謀生能力就越弱，不得不淪爲社會底層，領一份微薄的救濟金，或從事一份收入微薄的低知識、低技能簡單工作。
俄羅斯轉型過程已逾20年，這些人的子女也成長起來了，故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構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存在。當華裔進入俄羅斯時，從事的職 業，首先是與這些人而不是高知識階層有直接的經濟競爭，其次將個人經濟和社會上的失敗歸咎于外人而不是自己或自己過去在其中浸淫日久的體制，心理關更容易 跨過，成本上也更低，因爲外人在這裏更缺乏保護，從而民
族主義及其變種種族主義就成爲他們自我肯定的春藥。在政治層面上，民族主義因爲可以製造出一個個具體的假想敵，從而可被當作公共治理失措及社會矛盾的掩體，政府因而就無意給予外來者與國人一樣的國民待遇和國民保護。
所以，總體上俄羅斯經濟在增長，經濟流動性和社會流動性都可以，但由於計劃經濟的歷史存在造成的社會底層流動性較差，是華裔在俄羅斯境遇較差的重要原因，這是轉型社會的代價之一。
六　自由社會、階層社會與轉型社會的區別
總體是，美國是具有良好的社會流動性、經濟流動性，讓包括華裔在內的一切外裔因此受益，讓包括外裔在內的一切居民因此受益;歐洲，主要是西 歐與北歐，是階層社會，社會流動性較差，有明顯的階層分化與固化，影響了包括華裔及外裔在內的一切居民階層上升和遷躍;俄羅斯，是轉型社會，總體經濟流動 性、社會流動性不錯，但計劃經濟體系下的部分人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導致其社會底層流動性較差。這是造成三個區域華裔的境遇呈下坡式梯度，並進而導致華裔 人口在這三個區域呈下坡式梯度分佈的原因。
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生存力強，適應力強。爲了追求夢想、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他們不僅在中國大地上頑強生存和快速適應，更能漂洋過海，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因此上述分析不可使我們得出簡單結論，華裔在海外只是被動地適應當地的環境。事實上，華裔也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已日益構成當地環境的一部分。而這種意識的萌發，必將在世界各地塑造一個個全新的華裔群體。

“中國製造”已到臨界點

□南方周末評論員 李鐵
2011年7月29日，富士康科技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對媒體表示，目前富士康有1萬台機器人，明年將達到30萬台，三年後機器人的使用規模將達到100萬台。未來富士康將增加生產線上的機器人數量，以完成簡單重復的工作，取代工人。
這 一舉措是否能解決富士康人力成本飛速上升的難題，還有待觀察，不過投資者們似乎並不看好，近日富士康國際的股價依然低迷，處於一年以來的低位，與四年前的 股價相比，富士康國際的股票跌幅已超過85%。從2007年淨利潤7.2億美元到2010年淨虧2.2億美元，富士康被衆多投資者抛棄是意料中事。
用機器人來代替人工，似乎是富士康的一個無奈選擇：不削減人工支出，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已使企業不堪重負，用機器人吧，那“中國製造”還有多少成本優勢？
作 爲“中國製造”的龍頭，富士康的困境具有代表性，中國製造業在今年顯露出的處境已經相當嚴峻。就在七月份，東莞老牌玩具企業——素藝玩具廠老闆在運走大約 5個集裝箱的貨物後“神秘失蹤”，留下了大批要債的工人和供應商，此事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和討論。東莞市副市長江陵近期也在多個場合表示：“目前東莞企 業遇到的困難不亞于金融危機時。”
很多人難免提出疑問：爲什麽金融危機已過去3年，還有老牌玩具廠一夜間土崩瓦解？原因不難找：三 年前全球金融危機，中國製造業的訂單數量迅速減少，困境主要源於外因，外部需求慢慢復蘇，困難很快得到了緩解。而今天中國製造業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內因，解 決起來難度更大。
製造業的老闆們都會提到以下幾點：員工工資和原材料的大漲、人民幣升值、融資難和融資成本提高。這些主要因素導致部分出口製造行業的成本在今年上半年大漲30%左右。大多數出口製造業企業的利潤在10%以下，陷入困境是必然。
爲什麽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成本一直往上漲呢？工資上漲，勞動者收入是有一點增加，但漲的工資可能還不足以抵消他們在其他方面開支的增加。如果漲的價格真正進到勞動者的腰包，中國經濟也不用老操心內需問題了。
營商成本居高不下，這是近年來中國商品成本越來越高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營商成本這麽高，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在中國經濟基礎領域，充斥著各種壟斷，到處是卡拿要的權力分肥，以及伴隨壟斷盤剝的低效率，這些成本最後都流入了最終的銷售環節，讓消費者埋單。
就以物流領域爲例，半年來，國際原油價格並沒有大的波動，但我國兩大石油巨頭已經幾次上調了汽油柴油的價格，不單漲價，還時不時鬧起了柴油荒。另外，鐵路、空運，都沒有實現市場化，物流系統質次價高。這些，最終都計入了商品的成本。
基礎資源和公共服務領域的過多壟斷，加上土地財政造成的房地産高價，使得城市生活成本迅速上升，勞動者迫于生計不得不要求漲工資。與之相應，農村勞動力成本和蔬菜食品價格，也在不斷上漲。
在 這樣一條漲價鏈條上，壓力最終傳導給了誰？政府的財政收入似乎沒有受影響，上半年我國財政收入又增長了31.2%。房地産、汽油、公路收費暫時都不用過於 擔心，因爲消費者不得不用，漲價了你也沒處躲。但對於千千萬萬的中國製造企業而言，漲價將使一直靠低成本行銷世界的中國商品喪失競爭力。這個壓力鏈條傳導 的壓力，終於在它們身上體現了出來。
做製造業賺不到錢，超發的貨幣就會抛棄實體經濟而轉向資本品，這又推高了製造業的成本，降低了 製造業的利潤，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泡沫化的迴圈。一個實體經濟萎縮的經濟體，要維持之前的增長，泡沫化是最簡便的選擇，我們可以用投資，用資産泡沫來維持 紙面上的增長，然而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泡沫破裂後，這個經濟體將在“失去的10年、20年”中苦苦煎熬。

不到三年，美國就是現在的希臘

事實上，美國的經濟復蘇一直十分脆弱，美國上半年經濟增長大幅放緩，增速創兩年來新低。
上周五公佈的資料顯示，美國第二季度GDP只增長了1.3%，而第一季度GDP增長也從先前的1.9%下調至0.4%。
美國前審計長David Walker說，不到三年，美國就是現在的希臘。
而糟糕的另一方面是，人們普遍預計，債務上限上調，意味著美國債務繼續增加，而美國很可能利用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來開動印鈔機，將債務轉嫁到世界各地。
而世界經濟現在的情況已是四處冒煙：歐洲火燒連營，日本債臺高築，作爲世界經濟新引擎的中國也面臨著高通脹威脅。如果美國進一步印鈔，加劇流動性，將給全球經濟帶來新的危險。
德意志銀行在兩個月前一份報告中指出，從中長期看，我們還處在全球主權債務危機的初期。目前的主權債務危機尚未導致深度衰退，所以在未來危機牽涉面將變得更廣。現在我們真的是處在一個獨一無二、相當危險的時刻。